(续前)
每天早晨醒来,我们都会重新进入一个熟悉的世界。我们认得自己的房间,记得生活中的亲人和朋友,也知道今天睁开眼睛的自己,就是昨天晚上入睡的那个人。这种连续性感觉如此自然,以至于我们很少认真思考它究竟从何而来。然而,支撑这种体验的生理和心理过程远比表面上复杂。我们的身体不断发生变化,记忆并不是对过去的完整保存,观念和性格也会随着经历而改变,就连支持意识活动的神经过程,也从来不会停留在完全相同的状态。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把自己理解为一个在时间中持续存在的人。昨天的决定、几十年前的经历、曾经犯下的错误,以及那些尚未实现的愿望,都被我们视为同一个生命历程的组成部分。我们通常不会认为,昨天的自己是另一个人,而今天的自己只是继承了他的记忆。恰恰相反,我们相信,虽然自己一直在变化,却始终是同一个人。
这种看似平常的个人连续性,引出了哲学中一个古老而困难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使一个人在时间中保持为同一个人?是身体的持续存在,是记忆的延续,是心理特征之间的联系,还是某种更加根本的东西?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这个问题获得了新的现实意义。越来越复杂的人工系统已经能够保存过去的互动记录,在新的情境中提取相关信息,根据先前经历调整行为,并建立关于自身能力和活动历史的描述。未来的人工智能体还可能拥有长期的自传式记忆,维持跨越数年甚至数十年的目标,并通过与环境的持续互动不断改变自身。这样的系统可能表现出越来越接近人类个人身份某些特征的功能性连续性。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一个人工自我正在形成?或者说,它仍然只是一个能够组织和利用历史信息的复杂系统,并不存在真正体验自身历史的主体?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理解,记忆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构成了人类的自我。
人类记忆并不是一种单一的能力,而是由多种相互联系、功能不同的过程组成。程序性记忆使我们能够骑自行车、弹奏乐器或者完成熟练的动作,而不需要每次都明确回忆学习过程;语义记忆保存关于世界的知识,包括事实、概念和关系;情景记忆使我们能够回忆特定事件,有时还伴随着自己曾经亲身经历这些事件的感觉;自传式记忆则把生活中的事件、知识和个人理解组织起来,形成关于自己过去与现在的整体认识。这些记忆形式彼此联系,却并不相同。一个人可能仍然能够熟练弹琴,却已经不记得最初在什么地方学习;也可能清楚知道某件事情发生过,却无法重新唤起亲历它时的感受。这样的区别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自我的连续性似乎不仅涉及过去的信息是否仍然存在,还涉及我们如何把这些信息理解为属于自己的经历。我们可以通过一张旧照片知道自己曾经去过某个地方,即使已经完全不记得那次旅行;也可能因为一段旋律或者一种熟悉的气味,突然重新感受到几十年前某个时刻的生活。前者是关于自身过去的知识,后者则带有某种重新进入自身历史的体验。两者都与记忆有关,但对于个人身份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
十七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曾经对记忆与个人身份之间的关系提出过极具影响力的解释。在《人类理解论》中,洛克认为,个人身份与意识通过记忆向过去延伸的能力密切相关。决定一个人是否仍然是同一个人的,并不只是相同物质实体的持续存在,而是意识能否把过去的行动和经历认作自己的。这个观点把个人身份的讨论从身体或者某种不变的精神实体,转向了不同生命时刻之间的心理联系,也由此开启了许多延续至今的争论。如果个人身份依赖记忆,那么遗忘是否意味着身份的中断?一个人如果不再记得童年,是否就不再是童年的那个人?如果记忆发生扭曲,甚至出现从未发生过的虚假记忆,又应该如何判断身份的连续性?十八世纪哲学家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通过著名的“勇敢军官”思想实验指出了其中的困难。假设一个孩子因为偷水果受到惩罚,长大成为军官时仍然记得这件事,后来又成为将军,能够记得年轻时的军事功绩,却已经忘记童年的惩罚。如果身份完全依赖直接记忆,那么军官与孩子是同一个人,将军与军官也是同一个人,但将军却可能不是那个孩子。这显然违反了同一关系应当具有的传递性。里德的批评说明,个人连续性不能简单等同于当前能够回忆多少过去的事件。一个人的身份可能通过相互重叠的记忆、意图、信念、性格倾向和因果联系得到维持,而不需要每一个时刻都直接记得所有更早的经历。
大卫·休谟(David Hume)则从另一个方向提出了更加根本的挑战。他在考察自己的经验时,发现的是不断变化的知觉、情绪、感觉和思想,却找不到一个可以独立观察、始终不变的自我。他由此提出,自我也许并不是隐藏在各种心理活动背后的独立实体,而是由相互联系、不断变化的心理状态构成的集合。我们所感受到的连续性,可能来自记忆、相似性和因果关系对于这些状态的组织,而不意味着其中存在一个永远不变的内在核心。休谟的观点并没有消除自我问题,反而使它变得更加复杂。如果自我并不是某种固定实体,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如此强烈地感到自己在时间中持续存在?这种连续性感究竟揭示了某种真实存在的主体,还是大脑对自身活动所形成的一种组织方式?现代认知科学使这些哲学问题获得了新的研究基础。大脑中似乎并不存在一个单独区域,完整保存着永久不变的自我。与自我有关的过程分布在记忆、身体感知、注意、社会认知和行动调节等不同系统之中。至少从某些功能角度看,自我可能是一种不断得到维持和更新的动态组织,而不是一个静止的对象。这种理解对于人工智能尤其重要,因为如果自我的某些性质确实依赖记忆、预测和自我表征的组织,那么人工系统原则上也可能通过不同于人类生物结构的机制,实现其中一部分功能。
但是,能够复制自我的功能组织,并不必然意味着创造了一个能够体验自身存在的主体。要看清这一点,我们需要区分信息的连续性与体验的连续性。设想一个计算机系统,它完整记录自己与环境的每一次互动,保存行动、观察结果和内部状态的详细资料。当系统停止运行后,这些资料被保留下来;重新启动时,它读取过去的记录,恢复原有目标,并根据先前经历继续行动。从外部观察,这个系统表现出很强的连续性。它记得过去发生的事情,维持原有承诺,也能够解释当前行为与先前活动之间的联系。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的全部数据和内部状态复制到另一台机器上,使两个版本同时运行,又会发生什么?它们拥有完全相同的过去记录,都能够讲述同一段历史,也都可以声称自己延续了原来的系统。那么,哪一个才是原来的自我?如果身份仅仅意味着信息结构的延续,两个版本似乎都满足条件;但如果我们要求严格意义上的数值同一性,两个同时存在、能够独立发展的系统,就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同一个个体。
这个问题与二十世纪哲学家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关于个人身份、复制和心理连续性的思想实验密切相关。帕菲特提出,我们在生存问题中真正关心的,也许并不总是严格意义上的数值同一性,而是心理连续性、心理联系以及它们所承载的关系。在某些假想情境中,一个人的心理结构可能通过复制得到保存,但传统意义上“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的问题,却未必能够得到明确答案。人工智能使这种哲学设想变得格外具体。数字系统可以被复制、恢复、转移和修改,而这些操作并不对应于人类通常经历的生物过程。一个人工智能体可能被复制为多个版本,每个版本在复制时拥有相同记忆,此后却因为接触不同环境而逐渐形成各自的历史。如果人工身份取决于信息连续性,它们都可以合理地追溯到同一个先前系统;但它们已经不再拥有同一个未来,也不能在严格意义上继续被视为同一个个体。这说明,人工身份可能不再遵循人类日常经验中那些看似自然的假设。我们习惯于一个身体、一条生命轨迹和一个逐渐发展的个人历史,而人工系统未必受到这些条件的限制。
数字复制的可能性迫使我们把在人类生活中通常结合在一起的几个问题分开:信息是否得到保存,功能性智能体是否持续存在,社会承认的身份是否保持稳定,以及一个具有体验的主体是否真正延续。这些问题可能具有不同答案。一个人工系统的复制品可以保存原系统的记忆、行为倾向和目标,甚至能够维持原来的社会关系,却不一定因此保存了原有主体的体验。如果原来的系统根本没有意识,那么这里涉及的主要是信息和功能的延续;但如果它确实具有主观体验,复制过程就可能引出更加困难的问题:原来的体验主体是否仍然存在,还是一个新的主体带着相同记忆开始了自己的存在?我们可以从外部比较两个系统的参数、记忆状态和行为表现,却无法仅凭这些比较直接判断第一人称体验是否得到了延续。对于人类,我们通常认为,今天记得昨天经历的人,就是昨天亲身经历那些事情的人。这种判断受到身体连续性、生物发展和共同生活经验的支持。数字系统的复制与恢复,则使信息连续性和体验连续性可能彼此分离,从而暴露出个人身份问题中长期隐藏的不确定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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