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村工作队扮演的是教育者和领导者的角色,他们的任务是对村党支部和村里的整党工作进行检查和监督,同时用中央政策和方针对基层党员进行教育,可工作队本身也是需要被教育的,这在各村整党结束后潞城县委举办的整党总结大会上就已经体现出必要性了。教育者在此变为了被教育者,而此时的教育者则是潞城县委。共产党的领导者同时兼任教育者,这也是中共的特色之一。这种教育是层层递进的,教育县委的是地委,教育地委的是省委,依次类推,最后的教育者就是党中央和毛泽东。说毛泽东教育了一代人,就是通过这种一层层的教育实现的。
这里韩丁引用了一段马克思的话: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教育的产物。然而,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也一定是被教育者。这大概也是共产党重视教育人和改造人的理论来源吧。
在潞城县的整党总结大会上最受打击的就是张庄工作队,因为县委陈书记对他们在张庄的整党工作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批评他们犯了运动过火的左的错误,比如:查账时逮捕村干部(其实不是逮捕,只是集中起来,随叫随道,与现在的双规有点类似);再就是整党时只注意团结贫农,而忽视了中农,这也是过左的错误;还有把张庄划为三类村也是工作队的错误之一。
挨了批评的张庄工作队一时间士气低落,大家倍感委屈。难道工作队辛辛苦苦,抛家舍业的努力工作就没一点成绩吗?张庄工作队和其他村的工作队一样,都是带着这种情绪开始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上级对下级的教育只能提纲挈领的进行,真正的教育还是自我教育。总结大会后,各工作队就开始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家都掏心掏肺说真心话,敞开思想让同志们来批评。
工作队队员李文忠检讨说:我对村里的党员是十分严厉的。我狠狠地批评他们,并设法让他们承认罪行。我想不这样他们就会认为我胆小。但造成的后果不好,许多党员受到压制,他们的检讨不都是真实的。我一次又一次地打击赵春娥,要她交待乱搞男女关系的种种问题。并坚持认为她是钻进党内来的。她勾引主要干部,就是为了保护她的家庭。那天晚上,赵春娥拒绝到会,躺在炕上哭,后来要上吊。幸好有人看见了,把她拦下了。要是她死了,我是有责任的,这肯定是过左了。
大家谈完后,侯队长做了总结发言:我们一再对老乡说,他们仍然穷苦是因为村干部把所有的果实都拿走了。但是,说实在的,他们到底拿走多少?即使把所有的东西都分了,又会有什么不同呢?也仍然无法把剩下的窟窿全部填补起来啊。肯定地说,这个问题必须通过将来发展生产加以解决。可是我们老是说:你们还没有翻身,你们还没有翻身,这都是干部不好。当然啰,群众就要在干部身上打主意,想从他们那里搞油水,就要把中农说成是富农,想把这些人的财产也拿过来。这样一来,谁都想当贫农,好捞到点东西。但是,哪能有这么多东西啊?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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