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城记 — 香港：等级观、地域观 — 看看香港

1974年夏季，到香港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某大专院校做杂务工。

工作范围包括送信派信、扫地、抹黑板，排桌椅、开关窗，派报纸、冲咖啡，装订文件，清洁厕所。。。光脚丫在黄金脏水里受过再教育的“熏 ”陶，这些活，没一样难倒我。倒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学，困扰了些日子。

“资本主义是人吃人的社会” — 在脑子里根深蒂固。而我的职位是学校里属于最低的阶层 — 也就是说 — 只有被“吃”的可能 — 而没有“吃”他人的机会，自然有着防备的心态。

有一天，大清早，我埋头在扫院子里的落叶，一位年轻貌美的金发女教授神采飞扬地迎面走来，微笑着的主动跟我说 —“海！–good morning “。。。一瞬间，我的全副防备装置都被她随意的一声“够得毛宁” — 全缴卸了。

我没在国内上过大学，不知道国内的教授会不会主动向一个扫地的清洁工主动问早安。

香港的教授们当然忙得没时间来“吃 ”我这个低级职员，就是秘书长，秘书助理，也没有“吃”我的兴趣。他们最低薪水的人估计都高出我两三倍，教授等人的待遇就不好意思再去比较啦。

— 请不要见笑 — 刚由共产乡下小地方来到资本主义世界，老以乡下人的“孔方兄”（铜钱眼）心态看人、看自己。

整个系办公室的人对我都很客气，即使我做份内的工作，如送信，派报纸，装订教材，冲咖啡，他们每次都会说“晤该，晤该赛！”（谢谢，真谢谢）。系主任是来自美国的洋人，参加过韩战，还特地用国语“谢谢”来表示，天天如此。秘书长特意对我说，冲咖啡，是份外的工作，每个月，他们每个人都另外给我一份小费。还讲明了，每天只冲一次。偶然，秘书长来要求我：今天特别累，能不能麻烦你给我再来一杯咖啡？—非常感谢！—-那份诚恳和歉意–就好象非常对不起我似的。

他们还十分信任我。刚来自父子、夫妻都互不信任的的国土，香港社会，正有不少罪案来自国内偷渡来的“大圈仔”—-因此，对信任，我看得很重。每次考卷，都由我隔夜装订，我有自己独立的空调房间—秘书长只是吩咐我把门关上，还开玩笑说：如果卖给学生，一份考卷就是你一个月的薪水。

我估计，学校里，可能没有比我薪水更低的级别了，不过，做了半年，还没有被资本主义的人“吃 ”掉任何东西。。想想在内地农村，辛辛苦苦工作了四年，临走前结账，还欠了公社20块钱！– 再想想伟大领袖多伟大，可是，渺小得我，在香港的低级职位，薪水居然与伟大领袖差不多 —- 怎不叫我爱上香港呢。

不过，也不是每个香港人如此不分等级、平等友善的。

有一个教授，课间会走来我的房间叫我去帮他抹黑板，因为，他马上要继续上课。也许他思考着下一课，也许，他个性如此，他对我的态度看来不太友善。秘书长发现后，告诉我，你可以拒绝他，你看，两个系主任人都是自己抹黑板的—又不是下课之后。。。我说，算了，这么多教授，只有他一个嘛—我忙得过来—-反正我不是看报纸就是自学英文，有时还炼字。我不相信他是针对我，也不相信他是针对来自大陆的人。

有一天，午饭后，秘书长把我叫去总办公室。推门进去，让我吓一跳：“如临大敌”。

工作了几个月，因为每个教授都有自己的办公室，每个人的课程安排又不同，每个人的假期也不同–从来没见过他们在一起，但是，此时此刻，他们几乎全集中在总办公室了（除了那个叫我抹黑板的）。而且，每个人的脸上都没有笑容，严肃的模样，好像我是个罪人。

“阿江，某某在外面批评你的工作你知道吗？”平时客客气气，但很少和我讲话的副系主任开门见山。

“我听到一些。”那是个主管杂务工的小头目，四十多了，单身，老找下属打麻将，输了就问下属借钱，还常常“忘”了还。等到发工资那天，又爱发名片给人，同时，露出一叠纸币。。。秘书长学过他发名片的样子，我们都笑弯了腰，他还喜欢攀结、讨好学校高层。

“你为啥不告诉我们呀？”系主任有点不高兴。

“我不太在乎。”我说得是心里话。

“可是我们在乎呀，因为他对校董说是我们对你的工作不满意。我们今天都在，只想告诉你，我们都十分满意你的工作。你是我们的人，我们不许他乱说！”

于是，秘书长打字，老外系主任，副系主任，每个教授都签了字，将信交到校董会。

从此，关于我的流言蜚语停止了。那个爱派名片的人–我离开之前—还没讨到老婆。

不久，我考进了一家日本设计公司，临走前，系主任给我的工作鉴定信，我当作踏进社会的第一份奖状。

每当有新移民刚到香港，向我投诉香港人歧视大陆人，我就将自己的经历告诉他们。

在“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劳动最光荣”的新社会，又是怎样的呢？

90年代，北京某博物馆的人到上海博物馆交流访问，才十几个人的团队，分作四等级：软座，硬卧，软卧，飞机–上海接待的朋友忙得不亦乐乎！

周润发每次获奖的致词都不会忘记感谢管理茶水的大姐。

黑泽明说，拍完一部电影，好辛苦，但是，听到管理道具的老人对他说：等着你的下一部啊—他觉得非常开心，成了他工作的动力。

我相信，有人类就有等级，每个人的能力不同，分工也不一样，但是，在能力范围内尽到本分，都该得到尊重。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那只是美丽的口号。

“为人民服务“—就是说，他已经不再是人民，而是人民的主人了。

随着经济的发展，公务员越来越高高在上，“劳工最光荣”几乎是个笑话了。

20多年前，我随香港市政局舞蹈团去北京参加全国汇演。我为舞剧《黄土地》做的舞台设计，全剧不落大幕，在演出中不断换景。

香港的舞台监督国语十分“麻麻地 ”–连“上”和“下”都发不清！在香港演出中，换下一个景，习惯了喊“go!”—北京后台工作人员以为是“高”–问我：怎么个“高”度？。。。

经验丰富的北京后台工作人员给急得出汗。。。。我也被弄得哭笑不得！

—那可是要出人命的！下错了挂布景的吊杆，下面有人在演出咋办？升错了吊杆，悲剧可能变成闹剧！同时，还要听音乐的节奏，看演员的进出。。。。于是，从彩排到演出，我一直在舞台上当香港舞台监督的粤语翻译—-北京专业的舞台工作人员，在非常少的时间里，配合得比在香港演出的效果还好。上下不缓不急，落地、到顶无声无息—那都是人手操作的呀–我的设计，在他们的操作下，重演之际，却叫我大开眼界！—

不用说—我们的合作从头到尾非常开心！

最后一场日场顺利演完，我向北京的后台工作人员真诚地道谢，感谢他们专业的合作精神和赞叹他们精湛的操作技术。他们也表示了和我一起工作的乐趣。

临别，我说：“好，晚上见。”—大家要回酒店换衣服，准备参加晚上在北京饭店的庆功宴。

—-“咱这就再见了–晚上，我们不去了。”领班的大师傅说。

—-“家里有事吗？”

—–“不是的，一般，咱这里后台的都没资格参加。”

。。。。？！

虽然他说得平平淡淡，可是，我握着大师傅粗糙的、有力的手，却不敢正视他卑谦的笑脸。。。

晚上，我们香港演出团队，由市政局议员、总经理、艺术总监到后台道具、服装管理员的每一个成员，都来到了北京饭店宴会厅，中港双方，人头涌涌，灯火辉煌，政府文化官员的致词，也像那些灯光一样辉煌，有歌有舞，有美食、有好酒，可是，我没有一点兴致，我只想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