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时代再问意识：安东尼奥·达马西奥与感觉的大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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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稳态——智能之下更古老的生命逻辑

在大脑出现以前，生命就已经面对一个所有生命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它必须让自己继续活下去。 这句话听起来近乎平凡，却恰恰是安东尼奥·达马西奥理解心智与意识的重要起点。如果我们希望知道意识从何而来，也许不应该首先从语言、抽象思维、记忆，甚至神经元开始，而应该追溯到一个更加古老的事实：与大多数非生命物质不同，一个生命体必须不断调节自身，才能维持那些使自身存在成为可能的条件。石头变热或者变冷，并不需要对此作出反应；河流干涸，不会采取行动阻止自己的消失；晶体破碎，也不会主动修复自身。生命却不同。生命只能存在于相对有限的温度、酸碱度、水分、能量、氧气和化学环境之中，一旦偏离这些范围，细胞便可能受损；偏离得足够远，整个生命系统便会停止运行。因此，从生命诞生之初，不同状态之间就已经存在一种极其重要的不对称：有些状态有利于生命继续存在，另一些状态则可能使它走向死亡。

这就是**稳态（homeostasis）**最基本的含义。“稳态”这个概念通常与二十世纪美国生理学家沃尔特·坎农（Walter Cannon）联系在一起，而它的思想源头还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法国生理学家克洛德·贝尔纳（Claude Bernard）提出的“内环境”（milieu intérieur）。贝尔纳意识到，一个生命体之所以能够在不断变化的外部世界中生存，关键就在于它能够维持内部环境的相对稳定。坎农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用“稳态”来描述生命体持续进行的动态调节：体温升高时启动散热机制，血糖下降时调动能量储备，缺水时产生口渴并减少水分排出，血压下降时改变心血管活动。我们从外面看到的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生命体，内部实际上却从未真正静止，而是在无数相互关联的调节过程中不断修正自己。达马西奥把这个传统生理学概念推向了一个更加广阔的方向。在他的理论中，稳态不再只是身体内部一个负责维持正常运行的“后勤系统”，更不是与高级思维无关的生理背景；相反，稳态可能正是价值、情绪、感觉乃至意识最终得以出现的演化基础之一。

一旦从这里出发，我们观察意识问题的尺度也随之发生变化。想象一个在化学环境中运动的细菌。它没有大脑，没有神经系统，我们也没有充分理由认为它拥有类似人类的主观意识。然而，它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并不是完全中性的。化学梯度可以使它趋向有利于代谢的环境，也可以使它避开有害条件。这里需要特别谨慎：说一个细菌“想要”食物，或者“害怕”死亡，很容易把人类心理状态不恰当地投射到简单生命之上。达马西奥的论点并不需要这样的拟人化解释。他真正强调的是一个更加基础的事实：生命自身的组织方式，已经使不同环境状态具有不同的生物价值。 对于生命体而言，葡萄糖和毒素不仅仅是两种不同的化学结构，它们与这个系统能否继续存在之间具有完全不同的关系。这种差异出现在思想以前，出现在情绪以前，也出现在意识以前。因此，达马西奥关于稳态的讨论已经不再只是生理学问题，它提出了一种关于“价值”起源的可能解释：价值最初也许并不是一种哲学判断，更不是文化创造出来的概念，而是生命本身所具有的结构性特征。一个生命系统只要必须维持自身，就已经存在最原始意义上的“更好”与“更坏”——有些状态使它能够继续存在，另一些状态则使它走向破坏。

从这个简单的不对称开始，漫长的演化史才真正展开。随着生命变得越来越复杂，仅仅对眼前的化学环境作出直接反应已经不够。多细胞生命必须协调不同组织和器官；能够运动的动物需要寻找资源、躲避捕食者、保存能量、修复损伤、繁殖后代，并在越来越复杂的环境中作出选择。调节因此变得越来越复杂。神经系统使信息能够迅速传遍身体，感觉系统让生命能够感知远处尚未直接接触的事件，记忆使过去影响现在，而预测能力则使生命不必等到危险真正发生以后才开始反应。这样看来，智能也许并不是演化后来额外添加的一种奢侈品，而是稳态能力不断向外扩展的结果。能够在真正受伤以前预测危险的动物，显然比只能在损伤发生以后才作出反应的动物更有生存优势；能够记住昨天在哪里找到食物的动物，比每天完全随机寻找资源的动物更有效率；能够辨认伙伴、竞争者、后代以及社会等级的群居动物，又获得了单纯反射系统无法拥有的生存能力。心智并不是突然降临在生物学之上的某种高级结构，它更像是生命为了应对越来越复杂的未来，而逐渐发展出来的一种新的调节能力。

从这个演化视角出发，“情绪”也需要被重新理解。日常语言中，我们习惯把情绪理解成一种内在心理体验，说自己恐惧、愤怒、快乐、嫉妒、羞愧或者依恋。由于这些体验非常鲜明，我们很容易认为情绪首先发生在意识中，然后身体才随之作出反应。达马西奥在很大程度上颠倒了这个顺序。在他的框架中，情绪首先是一种整个生命体的组织性反应。 面对危险，生命体会发生一系列协调变化：心跳可能加快，血液重新分配，压力激素释放，注意力收缩，肌肉进入准备状态，而消化等暂时不重要的活动受到抑制。整个生命体从原来的状态转变为一个更适合逃跑、防御或者应战的状态。面对食物、机会、损失、竞争、依恋以及其他具有生物意义的事件时，也会发生不同形式的整体性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恐惧首先并不是大脑中出现一个“我很害怕”的思想，然后身体才开始响应；它首先是大脑与身体共同参与的一种生命状态的重新组织。我们后来有意识地体验到的“害怕”，与这一过程密切相关，却并不等同于整个情绪过程。

这正是达马西奥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情绪（emotion）与感觉（feeling）不是同一回事。 粗略地说，情绪是生命体面对具有生物意义的情境时产生的一系列神经和身体变化；感觉则是这些身体状态的某些方面被神经系统表征，并进一步成为主观经验之后的结果。不同的情感神经科学理论对于这些概念的定义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我们不应该把这一划分理解为已经没有争议的最终结论。但它的思想价值非常重要，因为它让我们能够提出一个过去很少这样提出的问题：意识最初是否并不是从生命认识外部世界开始，而是从生命逐渐能够感知自己的内部状态开始？

这个问题直接连接到上一篇文章中讨论过的内感受（interoception）。我们通常认为，大脑最重要的任务是认识外部世界。视觉让我们看到物体，听觉让我们听到声音，嗅觉和触觉帮助我们识别环境，记忆保存过去的信息，预测系统则帮助我们判断下一刻可能发生什么。但与此同时，大脑始终在进行另一项同样重要、甚至更加古老的工作：它在不断认识自己的身体。 心跳、呼吸、内脏活动、代谢状态、激素变化、体温、疼痛、肌肉张力、免疫反应……这些来自身体内部的信息持续不断地进入神经系统。绝大多数时候，我们并不会明确意识到它们，但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幅不断变化的内部图景，让大脑持续知道这个生命体现在处于怎样的状态。因此，大脑实际上同时面对两个世界：一个是外部世界——物体、声音、食物、捕食者、风景、其他生命以及其他人；另一个是内部世界——能量、饥饿、疼痛、温度、呼吸、疲劳、紧张以及无数维持生命的生理过程。意识的某些重要基础，也许恰恰产生于这两个世界的交汇之处。

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日常经验中一个非常普通、却又十分深刻的现象：我们几乎从来没有以完全中性的方式面对世界。 疲惫的时候，一段楼梯看起来比精力充沛时更加漫长；饥饿的时候，食物的气味与刚吃完饭时完全不同；焦虑时，一个拥挤的房间可能令人不安，而心情放松时，同样的环境却可能充满活力；窗外的雪景对于坐在温暖房间里的人可能十分美丽，对于在寒冷中迷路的人却意味着危险。外部世界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它与这个生命体之间的关系。一杯水本身并没有“必须得到”的意义，对于不缺水的人，它可能只是桌上的一个物体；对于严重口渴的人，它却突然成为整个环境中最重要的东西。树荫对于一个寒冷的人可能毫无吸引力，对于一个体温过高的动物却可能意味着生存。一个陌生人，在我们安全的时候也许只是普通路人，在我们感到脆弱和无助的时候却可能被迅速判断为帮助或者威胁。这样看来，事物的意义并不完全存在于事物自身，它产生于外部世界与生命内部状态之间的关系。

也正是在这里，达马西奥关于稳态的理论开始触及本篇文章最终要追问的哲学问题：感觉是否创造了意义？ 现在回答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但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它为什么会出现。信息让我们区分不同状态，生命让某些差异对自身产生后果，稳态提供了判断这些后果最原始的尺度，情绪围绕这些价值组织身体与行为，而感觉，则可能使这些价值第一次成为生命自身能够体验的东西。如果这个演化序列大体正确，那么一旦价值能够被体验，世界就不再只是一个被表征的外部对象，它开始变得与我有关，也开始真正变得重要。

不过，“稳态”这个词本身很容易造成误解。它听起来仿佛生命的目标就是保持一切不变，像恒温器一样不断回到某一个固定数值。真实的生命远比这复杂。运动时心率必须上升，休息时又应该下降；激素水平随着昼夜节律不断变化；能量需要储存，也需要消耗；生长、繁殖、受伤、生病和衰老时期，生命内部最适合的状态也并不相同。健康并不是所有变量都停留在固定数值，而是整个系统能够随着环境和自身需求不断调整。现代生理学因此常常使用**异稳态（allostasis）**等概念来强调这种通过预期变化实现的动态调节。一个成功的生命体并不仅仅在偏离正常状态以后进行修正，还会预测未来需求，并提前改变自身。长跑者不会等到严重脱水以后才喝水，动物会在冬季真正到来以前储存能量，人在一次重要而紧张的会面开始以前，身体可能已经发生变化。生命的调节，因此本身就具有面向未来的性质。

这也让达马西奥的理论与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卡尔·弗里斯顿（Karl Friston）的自由能原理（Free Energy Principle）和主动推断（Active Inference）产生了非常有意思的交汇。两者当然并不是同一套理论，但它们共同反对一种把大脑看成脱离身体、单纯观察世界的信息处理器的图景。它们都把认知重新放回生命必须维持自身存在的背景中，也都认为知觉和行动只有放在一个持续生存的生命体内部，才能获得完整意义。但达马西奥尤其强调了一样东西：生物价值，以及这种价值如何成为感觉。 生命不仅仅在减少预测误差，它还会活得更好或者更坏。身体可以健康，也可以受损；能量可以充足，也可以枯竭；环境可以安全，也可以危险；社会关系可以支持生命，也可以使生命陷入困境。这些差异无论生命是否有意识，都具有真实的生物后果。而在人类以及许多其他动物身上，其中至少一部分后果能够被感觉到。这可能是一个决定性的变化。

我们可以设想两个拥有同样强大感知能力的生命体。它们都能够发现食物、捕食者、温度变化、地形和其他动物，也都能够预测未来事件。但其中一个只是把这些条件作为中性信息进行处理，另一个则不断把外部信息与自己的内部生命状态联系起来。对于后者而言，捕食者就不再只是一个可以计算运动轨迹的物体，而是对我的危险；食物不再只是由某些化学成分构成的物质，而是我所需要的东西；受伤也不再只是物理结构的改变，而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损伤。生物价值的加入，改变了信息本身的性质。最初，这并不一定要求意识，演化完全可以创造出大量复杂而有效的适应性行为，而不需要我们假定其中已经存在丰富的主观经验。但是，当神经系统开始越来越完整地表征身体自身的状态时，一种新的可能性出现了：原本只是调节生命的生理状态，逐渐获得了主观维度。能量不足不再仅仅是代谢变量的变化，而成为饥饿；组织受损不再仅仅是神经信号，而成为疼痛；成功恢复平衡，也可能成为舒适、放松、满足甚至愉悦。生命不再只是维持自身，在某种意义上，它开始能够感受到：自己的生命现在过得怎样。

到了这里，另一个我们一直追问的概念也悄然进入了讨论——自我（self）。如果神经系统始终在不断描绘身体内部状态的图景，那么在它所表征的所有对象之中，就始终存在一个与其他对象非常不同的对象：生命体自身。一棵树可以离开视野，一个人可以走出房间，一段声音可以开始也可以结束，但是身体的内部状态始终存在。它每一刻都在变化，却又持续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参照中心，使所有知觉和行动围绕它发生。捕食者正在接近这个生命体，食物能够维持这个生命体，损伤发生在这个生命体身上，记忆属于这个生命体的过去，而预测的未来关系到这个生命体是否继续存在。在达马西奥更完整的意识理论中，这种身体层面的持续表征会逐渐发展成不同层次的自我，从最基础的身体性自我，到后来由记忆、语言、社会关系和个人历史形成的自传式自我。我们现在还不需要进入这些复杂层次，真正重要的是：自我也许最初并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一幅不断更新的生命体自身状态图。 如果是这样，身体对于意识的重要性，就远远超过“身体帮助大脑思考”。身体持续不断的自我调节，也许为意识提供了一个最原始的参照：这一切，正在发生在谁身上？

现在，我们已经从文章开头那些奇怪的神经病人走了很远。埃利奥特的病例告诉我们，没有正常的情绪价值，理性可能变得异常无力；躯体标记假说进一步提出，身体信号能够帮助我们为不同未来赋予不同权重；而稳态则把问题继续向下推进，让我们看到价值为什么首先会存在于生命之中。生命必须维持自身，这一要求使不同状态从一开始就不再完全等价；神经系统使这种区分越来越灵活，情绪围绕重要变化组织整个身体，内感受系统不断描绘生命内部正在发生什么。而在漫长演化过程中的某一个阶段，其中至少一部分生理调节发生了某种更加神秘的变化：它们不再只是身体事件，而开始被感觉到。

而这一步，恰恰是整个意识科学最困难的问题之一。血液化学成分的改变是一种物理事件，神经系统对这种变化的编码是一种信息事件，但是口渴是一种体验；组织损伤是一种生物事件，伤害性感受信号的传递是一种神经过程，但是疼痛会痛；危险能够改变心率、激素水平和肌肉状态，但恐惧并不只是这些变化的总和，它意味着这些变化对于正在经历它们的生命体而言，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于是又一次遇到了贯穿整个意识研究的那个难题：解释调节机制，并不等于解释主观体验；找到内感受的神经通路，也并不能自动回答为什么这些信号最终会“感觉起来像什么”。

达马西奥并没有神奇地消除这个困难，但他改变了我们寻找答案的方向。我们不再必须从抽象计算开始，然后追问计算为什么突然变成意识；我们也可以从生命最古老的自我维持开始，追问一个生命体如何越来越精细地表征自己的内部状态，而这些表征又如何在漫长演化过程中逐渐获得主观性质。这样一来，意识就不再像是突然附着在信息处理机器上的神秘装饰，而可能与一条连续的生命演化历史相连接：生命首先调节自己，然后越来越精细地监测自己，进一步预测自己的状态，并最终在某些复杂生命体中，开始感觉到自己的状态。

这也把我们直接带到达马西奥理论中最重要的区分之一：情绪与感觉。 情绪可以重新组织身体，感觉则是这种变化进入生命经验之后的状态。如果稳态首先赋予生命价值，情绪把这些价值转化为整个身体的协调反应，那么感觉也许就是那个关键的转折点——生物价值第一次成为主观经验。

于是，下一部分的问题已经无法回避：

一个不断自我调节的身体，究竟如何从“维持自己”，走向了“感受到自己”？

而这一步，又是否正是生命从单纯存在走向意识存在的那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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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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