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来落后挨打的中国，一直是个资本短缺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没有资本，尤其是外汇短缺。那时国家的外汇来源主要靠海外爱国华侨的捐款，再就是靠出口自己也紧缺的农产品和水产品换汇。国家设在香港和澳门的两个窗口公司华润和南光就是做进出口贸易的，同时也是接受海外爱国华侨捐款的机构。设在澳门的南光公司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澳门秘密创办的，启动资金仅仅五万港币。在香港的华润成立时间更早，其前身是廖承志领导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当时的经济任务就是接受海外捐款捐物，支援抗日前线。如今这两家公司都已成为业务线丰富的大型央企。
据传，周总理去日内瓦开会的钱就是瑞士公司ABB捐助的，那时瑞士是西方少数几个承认中国的的国家之一。中国也知恩图报，此后中国的大型水电设备基本都采购自瑞士ABB公司。
在毛泽东时代，资本短缺只能靠丰富的人力资源来弥补，而中国人口基本都是农民，于是剥夺农民剩余劳动，就成了必要的恶。我插队时依然如此，修水库水渠，甚至是修公路这些公共项目时，我们只能拿一点很可怜的补助，基本都是无偿劳动。记得修沈承公路时，每天累的半死，也没多拿一分钱工钱，只算整劳力一天的工分。尽管如此，很多人也愿意去，因为在工地上，能吃到大馒头和豆腐。这是我们一年都难得吃到一次的好东西。
尽管人力被剥夺殆尽，也没有解决中国的资本短缺。改开后，要搞资本主义了，可发现最缺的还是资本。中国能拿得出的手还是人力和土地。那时的市场只是个潜在的，和今天无法同日而语。但十亿人口的大国，每人一口饭也能让食品公司暴富。所以，改开后，最先进入中国的就是港台的食品公司和开饭店的，以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广东最早的港台企业基本都是做服装、玩具、手工艺品和食品的。那时西方跨国公司大都还在观望期，有的只是在香港成立一个办事处。深圳先富阶级很多是当地农民，他们或者卖地致富，或者把自己的房子出租给打工的，再也不用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干农活了。每天的日子就是早茶，午茶加晚茶，早早过上了幸福的躺平生活。
八十年代时，很少有跨国公司的大项目落户中国，所以广东惠州引进荷兰壳牌公司的大型石化项目就成了惠州地委的骄人政绩。时任惠州地位书记邓华轩也因此成为当时广东四个改革明星书记之一。惠州原本是农业地区，八十年代中的广东省委书记林若认为惠州还是应以农为主，不能乱上马工业项目。于是地位书记邓华轩与省委书记林若在惠州发展战略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这也是邓华轩六四之后裸退的原因之一。邓华轩认为，改革开放就是要发展工业。农业地区有条件要搞工业，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搞工业，因为只有工业化才能真正脱贫致富。早在邓书记当县委书记的时候就对搞工业着迷，当时的广东缺乏搞工业的人才，在一次研究县发展战略的讨论会上，一个县里的技术员在会上当面反驳他的观点，引起邓书记的注意。会后，邓书记找他谈话，发现这个技术员很有工业头脑，对搞工业化有很深的认识。于是，邓书记就毫不犹豫地破格把他提拔到县领导岗位。这个人后来一直辅助邓华轩多年，为地方的工业化做出了很大贡献。他就是后来任广州市委书记和贵州省省长的林树森。
不搞项目培养不出人才，项目是培养人才的最好学校。比如，搞硬件开发最好的办法就是做项目，一个项目下来就培养出一批人才。搞工业化也是一样，最初惠州搞石化项目时，一个懂石化的人都没有，人才都是从外地借调的。可项目完成后，人才也培养出来了，后来陆续来到惠州的石化项目就不那么缺乏人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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