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资本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资分配，二者的主义和分配原则名副其实，一点不违和。在资本逻辑主导下和美国信条的政治正确统治下，政府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遏制资本权利，而只能成为资本权利的奴仆，所以，有人说美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公司并不夸张。在这种制度和政治正确的约束下，贫富差距的扩大是不可能通过经济政策来消除的。所有经济政策主张都不过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指标不治本的，所以各学派轮流翻烧饼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没有单纯的经济学，所有的经济政策都是政治经济学的产物。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资本主义政治的结果，凯恩斯主义则是社会主义政治理念的传承。
凯恩斯出生于马克思去世的那一年，也许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巧合，而是一个带有神秘主义味道的精神传承。凯恩斯主义不是简单地经济学，而是对资本主义伦理的再解释。在凯恩斯看来，完全依靠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无法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所以政府要用自己这支看得见的手担当起维护社会公正的责任。资本主义的伦理不仅仅包括自由和个人主义，也应该包括社会公正和经济平等。
自由和平等是有着内在矛盾的，经济自由必然伤害经济平等，反过来经济平等必然伤害经济自由和个人权利。这也是美国经济起飞时期一直是有限民主或叫精英民主的根本原因。美国政治和思想的纠结也是根源于这个内在的矛盾。美国那些全球化失败者之所以支持川普，而不支持桑德斯就是这种纠结的表现。
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最自由的，可这个自由导致的一定是不平等。为了解释这个矛盾，西方经济学家发明了一个词–机会均等。所谓的机会均等其实等于承认丛林社会是合理的。在荒野上，狼与羊有均等的生存机会，可羊永远吃不了狼，只有狼吃羊。在人类社会里，富人和穷人表面上也是机会均等，可真的平等吗？ 其实，人类文明的进步方向恰恰是与机会均等理论背道而驰的。
实事求是地说，美国和中国虽然政治体制不同，但面临的深层问题一样的，即贫富分化。现在两国都在着手解决这个资本主义的世纪难题，但解决的手法和可资利用的手段有所不同。我认为，能否通过和平的改革，而不是战争和暴力革命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才是判断两国体制优劣的标准。中美竞争的焦点并不在经济、科技和贸易上，更不是意识形态，而是谁能更好的解决这个资本主义深层难题，因为大国竞争比拼的永远是内力。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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