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文化革命已经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被打倒,一个原因是他们都是党内的技术干部,做专业工作。处理的问题都是非黑即白,没有灰色地带。做对了就无法否定,也很难带上政治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他们身上的清华作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坚持真理,尊重科学,实事求是,只唯实不唯上。我父亲在工作中一丝不苟,很严厉,不讲情面,下面的干部普遍都有点怕他，觉得他脾气大。但他并不是以权压人,都只针对工作中的错误,从来是对事不对人。所以反而更增加了人们对他的尊重。而对周围的同志又是平等待人,宽厚与人为善,乐于助人,人缘极好,没人願意整他。
有一次他带队到地方上去走一走。在第一个目的地工作完之后，第二天早上要赶赴第二个工作地点。可是车队却迟迟不能出发。特别是一些女同志,事情特别多,老也出不了屋,耽误了很多时间,我父亲有点儿生气。当天晚上工作完,大家回去休息之前,我父亲讲了一段话,明天早上八点,车队准时出发,一分钟也不等。谁要被落下了自己负责,自己想办法追大队。此话一出大家都怕了。第二天早上八点钟,我父亲准时上车,上车就出发。我父亲是最后一个上车的,所有的人都已早早在车上等候。女同志确实婆婆妈妈事很多,却又胆小。几个女干部比男同志动作都快,是最早上车去等的。以后每天都是是这样。我父亲都是最后一分钟准时上车,上车就走。都是全队等他,再也没因此耽误时间。怎么着我父亲也是带过兵的,还国共两边的兵都带过。
一次某地的高压电网胜利建成,剪彩合闸通电仪式,我父亲参加了。有部领导在场,总指挥不敢托大。让我父亲发布合闸的命令。这本是一个荣誉，我父亲却不这样认为,我下令我就要为我的命令负责。合闸通电剪彩仪式先停一停。叫了一辆车，拉着这个总指挥,沿新建成的高压电网亲自检查。路上总指挥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在某个电塔上,竟然还有工人在施工。这要是合闸并网,几十万伏的高压电来了,什么后果，瞬间就成焦炭。我父亲也是一惊,如果不是一贯的科学严谨认真负责的态度。就是仅仅坐在主席台当嘉宾,自己不下令,让那个总指挥草率的下了合闸的命令,出了重大事故,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自己也难究其责。当然更庆幸自己没有高高在上,在部里做老爷。而是亲临第一线,防止了一场电力系统的重大事故。事后严肃处理了这件事。见微知著,这次侥幸躲过了。下次就不会那么幸运了,“微”就有可能成为“著”。一定要采取坚决有效措施,把事故消灭在摇篮里.为什么下面的施工部门和工人不知道合闸并网的时间,不能撤出施工现场。为什么总指挥不知道下属的干部,在合闸的时间还把工人派上电塔。什么环节出了问题？是谁玩忽了值守？管理的漏洞在哪里？今后决不能让此类事情再次发生。总指挥在下达合闸并网的命令之前,必须亲自做一次最后检查,成为制度。一字千斤,合闸两字可不是能那么轻易出的.在这种事情上父亲虽然很严历,一抓到底,严肃的处理.但当事人心服口服,甚至心存感激,不然真要是因为自己,新建电网合闸死了人,那时的处理可是和现在不能比的.电不是儿戏。
父亲这种科学一丝不苟的作风,很受部里的同志们的尊敬,很有威信。有些退休后到美国探望子女的水电部老职工,到我们家做客。提到父亲都五体投地,老部长,老清华的,闹着玩的。
父亲不仅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是这样。对上面下来的任务、指示也这样,坚持真理，尊重科学,只唯实不唯上,对领导的错误决定,也能根据自己工作的实际予以指正和修改。甚至敢挑战主席的权威和指示,而最终竟让主席修改了主席自己制定的不正确的中国电力发展方针。
这要从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李锐说起。五八年李锐是水电部副部长,水工总局局长。1957年58年.国内有一个较大的争论.三峡工程是立即上马还是先放一放.主席写诗”更立西江石壁,截断乌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表达了他对三峡工程的憧憬.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是坚决的上马派.水利电力部根据国家实际能力和电力发展需要,反对立即上马.众说纷芸。主席要大家不要争了。各写一篇文章,讲明自己观点.林一山写了近2万字的文章.阐述三峡工程立即上马的意义.水电部由李锐写了篇近2千字的短文,表达了水电部的意见.主席看后,认为水电部的文章虽短,但道理讲的清楚明白.采纳了水电部的意见.58年时三峡工程因此暂时搁置.主席很欣赏李锐的文章,认为指导工业,自己还需要一个工业秘书.就认命李锐兼任自己的工业秘书.在主席面前,作为水工总局局长的李锐,介绍了很多水力发电的优点.主席很受影响.在没有征求电工总局局长和水电部其他干部意见的情况下,片面提出了当时中国电力发展的四字方针“水主火从”.
消息传来,我父亲和水电部的干部们都很着急.这个方针不符合当时中国水利电力的实际情况.那时国家计委拨给水力电力部的资金非常有限.而水力发电投资大,建设周期长.首先要勘查江河的水利资源,进行选址.选址后要投资进行库区的移民.施工时先要大江截流.然后才能建大坝,建完坝才能装机。发电的江河地址，一般远离用电处。还要建长距离的电网.“水主火从”的方针,必然会减慢电力的发展，不能满足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对电的需求.火电却有投资少,见效快的优点.在用电地附近,不用水电建设那些前面的工作,平地直接就可装机。后加盖厂房.铺设一条专用的运煤轨道就可以发电.甚至可以直接建“坑口电站”.把火电厂建在煤矿区.以当时中国的经济能力,可用的资金.与“水主火从”正相反,“火主水从”, 才是当时电力发展的正确方针.才能够快速的发展电力,满足各行各业用电的需求.水电部向总理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总理虽然同意,但一时想不出说服主席改变方针的办法.总理对主席的指示,向来是非常慎重的。从来不会轻易表示反对,一定要有充分的道理和十足的把握.
南宁会议后,一机部部长黄敬找到我母亲.告诉她,主席在南宁会议上,已宣布了他的电力发展方针.虽然还没有形成最后的文件,但也基本上定了,不能改变了。希望我母亲回家劝一下我父亲,水电部就不要再和中央顶牛了。黄敬（俞启威）是政治局常委俞正声的父亲。温文尔雅,才情横溢，潇洒倜傥,特别是幽默，乐观。所到之处，都是一片欢声笑语。女孩子是最喜欢欢笑的，随时都能带来欢笑的男人,对女人非常有吸引力。年轻时和李云鹤（江青）有一段短暂的恋人关系。随后主动分手,参加革命斗爭,而李云鹤一直放不下。解放后江青仍然找机会与黄敬接触。以她这时的主席夫人的身份,任何形式的接触,都给黄敬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压力。黄敬此时既得罪不起江青更不敢得罪主席，在江青的反复纠缠下看不到出路，自杀身亡。一机部部长正年富力强,可以为中国的建设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时候,却英年早逝。江青的纠缠，罪不可恕。黄敬的夫人范瑾,北京市副市长,北京日报社社长。邓朴方非常看重自己的朋友俞正声,多次向父亲邓小平推荐,认为他是国家难得的人才,堪当总理大任。后来因为他的哥哥,从小和康生一起生活的俞强生叛逃美国，此事作罢。但就是受了这样不利的影响,以后仍然能处于政治局常委高位。可见其人能力确实不一般。确实有可能做一任国务院总理。
父亲听了母亲转来黄敬部长的话,更是寝食难安,为新中国电力事业的健康发展,一直在思考着如何帮助主席改变他的不成熟想法.一天早上醒来,父亲突然有了办法.要用主席的思想,来修改主席的方针.把“水主火从”改为“水火并举”.虽然还不尽人意,但却能给具体工作同志们留了很大的余地.在这个方针的掩护下,实际上按“火主水从”做时,能减少许多阻力.主席从来提倡两分法,兼顾各个方面,两条腿走路,发挥两个积极性。“水火并举”符合主席自己一贯的思想.估计能够被主席接受.父亲和水电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刘阑波,一起到国务院向总理汇报.当时水电部部长是傅作义.因为是党外人士,对这件事情起不了太大的作用.总理听后很高兴.认为用这个办法,这个困扰的问题有可能顺利解决.“水火并举”很可能被主席接受.经过总理和主席的讨论,主席明白了做具体工作同志意见的合理性.“水火并举”比“水主火从”更能体现自己一贯的思想.欣然接受.将现阶段中国电力发展的方针,改为我父亲提出来的“水火并举”.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电力工作者巧妙的执行了正确的“火主水从”的方针.保证了电力事业正常的发展.满足了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
58年大跃进，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经济。许多地方都开始大搞水利.不管大河小河,有没有条件.甚至村庄的小河,也要拦住发电.没有了“水主火从”的紧箍咒.水电部及时的刹住了这股不科学的群众办水利,大办小水电的做法.把有限的资金放在经过科学论证的有限的水利项目上.而把主要的资金放在了火电的项目上.保证了国民经济发展对电的需求.
反观冶金部.在主席大练钢铁的指示下,盲目服从,不遵重科学,大搞群众运动,土洋结合.工厂学校农村,纷纷砸锅卖铁，建土高炉。烧出了一堆堆无用的废钢烂铁.钢铁工业的发展走了弯路.事后冶金部长王鹤寿,因不结合本部门实际,执行中央的方针,被撤去部长职务.下放到鞍钢任厂长.让他在实际工作中锻炼.而我父亲他们这批水电部的干部,仍然忘我的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
改革开放以后,三峡工程重新提上工作日程.一天,当时的水电部长钱正英到我家.跟我父亲谈,中央要求水电部牵头成立三峡专家论证小组.希望我父亲做组长.我父亲考虑了以后表示.虽然他分管规划设计院,电力科学院,计划司等有关部门,这个工作义不容辞.但认为此事牵扯面很广.到时需要水电部各个单位都要参与.为了便于工作.他可以负责做具体工作,但组长最好由钱正英担任,他做付组长,全面主持.需要时,由钱出面,安排任务.钱同意了.以后这成了惯例.水电部的各届部长都是专家论证组的正组长.后来三峡工程论证已超出了水电部的范围,涉及到国务院各部门.就改由当时任副总理的李鹏担任了组长.李鹏任总理时仍然兼着这个职务.而我父亲一直担任付组长,默默的主持实际工作.直到最终完成三峡工程论证报告.提交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父亲老爱凶人,即便是为了工作,也不可能让人文化革命放过他。我觉得父亲一直没被打倒,主要的还有父亲清华的厚德载物传统。工作之外父亲对周围的同志下属都是平等宽厚仁和的,以仁待人。没有官架子。为周围的同志着想,帮大家排犹解难,非常愿意帮助大家解决困难和问题。不是只讲原则,不讲情面,冷冰冰的人。建部初期,工作之余,甚至保媒拉纤，当起了红娘。中央各部成立以后,极端缺乏各类高等人才。解放初各届毕业的大学生,都优先补充进国务院各部委。这些年轻人充实了机关,承担起了许多工作。但年轻人都有一个成家的问题。父亲对这个问题当仁不让,把它当成一个重要的问题来抓。积极的帮助这些年轻人找朋友,走入婚姻殿堂。促成几对儿,就在机关里为他们举办集体婚礼,亲自参加祝贺。没有时间为新人买礼物,每次都是临时在家里找。墙上挂的，桌上摆的,看见什么拿什么。然后让我们几个小孩儿当童男童女。抱着家里的东西到台上送给新人祝福。体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一次一个同志到家里谈工作,父亲却转移话题问他,某人已经准备结婚,怎么又不提了？回答说结婚前,对方的母亲提了一个条件。要求部里的这个同志,要送一块手表。那时手表也是奢侈品。感觉这个上海的女方家庭思想落后,不符合革命队伍的要求,所以就黄了。我父亲听后很支持部里这个青年的决定。我小小年纪听到耳里，记在心上。在我和夫人交往的八年中,除了送过她一张漂亮的贺年片儿。没有和她有一分钱的往来。那时我就是送她值钱的东西,她也不会接受。那不是出卖自己吗？这样就玷污了纯洁的爱情。我们就是这样慢慢的走到了白头，也过上了富足的生活。这种想法,放到现在的年轻人。一定会笑话我们太迂腐了吧？一些人甚至认为金钱与爱情相比,金钱才是第一位的,是最实惠的,是衡量爱情的标准。花的钱越多,才能证明爱的越深。把爱情当成了交易,把自己当成了商品。社会上的绝大部分人,是靠工作生活,当老板的是少数。这样结婚,女的守着既得的物质,不思进取。男的一身债务压得喘不过来气,束缚了自己的发展。实际上是得不偿失。如果结婚不讲这个,婚后两个人轻装前进,共同努力奋斗。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会远远大于这些。现在这些年轻人的爱情观和我们的父辈，和我们真的是格格不入。
文化大革命水电部第一个被打倒的就是部里的一把手,副部长、党组书记刘澜波。也找不到什么过得硬的罪证。造反派就逼迫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搞揭发。而他的秘书就承受了最大的压力。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的秘书被迫写了一个材料。但实际上没有说任何事情。但被打倒中的刘澜波仍然很气愤,觉得秘书背叛了自己。文化革命结束后刘澜波重新担任部长职务。对他的老秘书仍然余怒未消。其他的同志都安排了合适的工作,但就压着老秘书不用。他的秘书很委屈,找到我父亲诉苦。都经过文化革命的血雨腥风,我父亲理解他承受的压力和苦衷。也确实没做什么,不能过分强求。但又要照顾刘澜波的情绪，最后我父亲思考再三，决定任命这个老秘书做核电局局长。但要离开北京到外地工作,到深圳领导那时的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工作。刘澜波当然懂得党的干部政策,正是国家用人的时候,因为自己个人的恩怨,不启用一个年富力强有能力的干部,确实不合适。既然已调离部里,眼不见心不烦,就没有反对我父亲的决定。以后念博士期间,要去蛇口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路过深圳。我父亲让我看看这个核电局长。老秘书帮我办了一个去中英街的通行证。我去逛了一下,一条马路一边是中国的商店，另一边是香港的商店。我转了转,也没什么我想要的。回关时,都是大包小裹的人群。按规定每人只能带一定量的东西回关。那些大妈们看到我一个人单身，什么也没带。让我替她们带回些东西。我不知道法律的界限,是否涉赚走私,都婉拒了。老秘书的儿子清华毕业后到美国工作,和我在一个飞机发动机公司,后来被派到北京工作。处理我们公司的飞机发动机在运行中的问题。我国拥有的波音和空客等各种型号的大型民航客机,许多安装的都是我们公司的飞机发动机。老秘书的夫人是北京医院心脏内科主任,每回我父亲去看病都受到了她很好的照顾。我夫人生产时也是老秘书的夫人托积水潭医院的妇产科主任帮的忙。正副主任,都亲自到场，顺利分娩后,第一时间给家里打了两个电话。第一个是：“是个男孩儿”。第二个是“八斤二两”。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文化革命后，许多老干部官复原职恢复工作。但普遍年岁已大,经过文革冲击,身体普遍也不好。邓小平和陈云提出了干部情况青黄不接的问题。要求老干部们要能让贤，大力选拔年轻干部接班。刘澜波积极响应邓刘的号召,自己退下让位,推荐李鹏做了电力部的部长。
几年以后刘澜波因病去世。他的遗愿是要将自己的骨灰,洒到他亲手建设的中国第一个水电站新安江水电站,就是现在的千岛湖。李鹏派一个局长陪同他的家属去新安江。我父亲认为不妥,在中午吃饭的饭桌上向李鹏表示,他要陪同家属去,李鹏不便反对。由副部长出面体现了水电部对老部长的尊重和对此事的重视.当地也相应对等的派了副省长参加。严肃庄重的完成了刘澜波骨灰撒放的仪式。共事几十年,我父亲亲自送了刘澜波最后一程。以后刘澜波的家属有事情,都是来找我父亲。
还有一事也能说明我父亲是如何与人为善,能帮别人时,绝不袖手旁观。朱镕基清华47级电机系,夫人劳拉51级,也是电机系。我父亲35级电机系,都是清华校友。朱镕基清华毕业曾在国家计委工作过。我父亲在水电部是负责计划工作的,两人工作中有过接触。又都是清华校友。以后朱镕基被打成右派。实际上肯定并没有什么问题,恐怕就是他敢说话。当年打的右派很多并不合理。我五舅和叔叔都是右派。五舅原在外交部工作,反右斗争之前,被派到国外使馆做二秘。临走前按照当时的惯例,原单位要开欢送会,调走的人应当给原单位留下宝贵意见和殷切希望。反右斗争开始了,各单位是有指标的。外交部同事们,抬头不见低头见,谁也不想当右派。找来找去,就用在大家热烈要求下,我舅舅送别会上发言中的“宝贵意见”,让我舅舅顶了右派名额.招回国内,送到黑龙江劳改。五舅妈是北大的英语教授。不离不弃,一直独自抚养着子女。文化革命后,右派平反,五舅才回到北京,到外交学院工作。
我叔叔反右时是北医的学生,精神科专业。爷爷解放前是武汉银行的行长，家庭条件不错。解放后我父亲又是国家干部。叔叔在学校里同学中间有可能有傲气,不很谨慎,说了一些不合适的话。被打成学生中的右派,送到山西劳改。劳改所的护士相中他,下嫁给了手下的这个劳改犯。劳改期间,越狱潜逃，辗转千里回到北京家中。父亲是党员干部当然知道轻重。给叔叔吃了一顿饭,就陪他一起到公安局自首送回劳改地。劳改结束后在太原精神病疗养院做医生。直到退休。
朱镕基被打成右派后,和夫人劳拉双双离开了北京。六二年被赦免变为摘帽右派。在外地做工程师。七五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朱镕基返回北京,七九年调任国家经委燃动局任处长。但劳拉一直在外地,两人两地分居。那时夫妻两地分居的现象很普遍.我们农机院的办法是在郊区搞一个农机试验基地,把分居的外地一方安排在基地,是农村户口,不用北京市给进京名额。那时北京市的户口管理非常严，只有中央部委副部长以上的签字，才能得到一个进京的名额。朱镕基找到了同是清华电机系的我父亲，谈了他的困难。我父亲觉得国家干部,人到中年还两地分居,确实是个大问题。劳拉是清华电机系,改革开放电力系统正要用人。于是亲自签字向北京市发文,搞来了一个进京名额。把劳拉安排在电力系统,发挥专长。解决了朱镕基和夫人劳拉两地分居的问题。以后朱镕基工作出色,能力突出,进步很快,从处长一路做到了国务院总理。劳拉的工作问题,自然有人上杆子去锦上添花,无需我父亲操心,。我父亲只是在人困难时,雪中送炭。以后和朱镕基一直是平常的工作关系。我父亲去世后，在家里建立了小灵堂,朱镕基闻讯,第一时间和夫人劳拉送来了花圈悼念我的父亲。
现在想想,正是父亲坚持真理尊重科学、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厚德载物,以仁待人,助人解困,待人厚道,与人为善的为人，使他在文化革命的凶湧洪流中,挺了近两年而不倒,仍有人保护。但文化革命冷酷的规律,被斗争的对象无人能幸免。除非你随风倒,甚至投靠四人帮,像中央的谢富治,上海的马天水。其它的人,让你三更死，你就活不到天明。
（未完待续）
更多文章：
苏平：人生的路–建国十年我十岁（自传体）(52)
苏平：人生的路–建国十年我十岁（自传体）(51)
苏平：人生的路–建国十年我十岁（自传体）(50)
苏平：人生的路–建国十年我十岁（自传体）(49)
苏平：人生的路–建国十年我十岁（自传体）(48)
苏平：人生的路–建国十年我十岁（自传体）(47)
苏平：人生的路–建国十年我十岁（自传体）(46)
苏平：人生的路–建国十年我十岁（自传体）(45)
- 苏平：人生的路–建国十年我十岁（自传体）(52) - 04/29/26
- 苏平：人生的路–建国十年我十岁（自传体）(51) - 04/26/26
- 苏平：人生的路–建国十年我十岁（自传体）(50) - 04/2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