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全国第二届研究生,我们农机科学研究院共招收了六个人,又增加了一个上一届招收的女生蒋树芬.她本来是农机院上届召收的出国研究生,因为生小孩没能走成.暂时和我们这一届一起学习.以后出的国。
我们农机科学研究院是科研单位,没有上课老师。一机部教育司就安排我们到部属大学“吉林工大”,上一年半基础课。和工大的研究生组成了一个研究生班，有四、五十人。一天下午从图书馆回宿舍，刚进楼道,就听到研究生女生宿舍的门前吵吵闹闹,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赶快走过去查看。是一个女人正在那里骂骂咧咧,大声斤责蒋树芬,来工大不好好学习,竟然当小三,勾引他的男人。把蒋树芬姓谁名谁,从哪来,到哪去,从小到大,上上下下,里里外外,说了个一清二楚,甚至连蒋树芬在内蒙插队发生的事也说得详详尽尽。从蒋树芬的表情看,这个女人说的句句都是事实,唯一让大家不能确定的,是蒋树芬到底勾引没勾引她的男人。再看蒋树芬,恰巧刚刚洗澡回来,长长的湿发还披在肩上,脸红扑扑的,好像出水芙蓉,一副可怜巴巴的,楚楚动人,让人怜爱样子,确实很有魅力,老实说我看着也觉得蒋树芬像个能勾人的小三。她有这个本钱和资格,如果她真想勾人,估计没有哪个男人能不上钩。大家看看那个女人,再看看蒋树芬,看来看去,把所有人都搞糊涂了,不知如何是好。我是见过世面的,有了父亲的言传身教,是不是小三,咱们可以再说。但是就这样堵到女生宿舍门前,撒泼打滚,破口大骂,就是侵犯了蒋树芬的人权,就是犯法。我当即一个大步跨过去,站在两人之间,大声喝道.别嚷嚷,有话冲我来,我是班长.先说说你叫什么名字,哪个系的。此话一出那个女人立刻瘪了茄子,气焰全失。我紧接着再问,你说勾引你丈夫,那你丈夫叫什么名字,哪个系的。那女人突然转身夺路就要走。我一步堵在她面前大声说,你不告诉我也可以,咱们现在就去校保卫组,你跟他们说。她闻言更慌了,拼命推开我,夺路而逃。她是女的,我又不敢用强。但确不甘心就让她这么浑闹一场,没受惩罚,就全身而退。看着她远去的背影,我问谁能跟上她,看看她到底是哪儿来的。正好我们农机院的一个研究生刚过来,马上自告奋勇,我刚才不在,她不知道咱们是一伙的,我去。短短一段时间后，回来告诉我,她就住在对面的楼里，x层x号。跑了和尚却没跑了庙。我当即到校部找了研究生科的蒋科长,讲了这一件事.这牵扯到我们农机院研究生的名誉,绝不能就这么算了。蒋科长知道这已经关系到两个单位的关系。马上说别着急,这件事我一定处理好。第二天蒋科长找到我说,事情都搞清楚了。这个女的丈夫是某某系的某某某,他夫人是某某系某某。两人最近关系紧张。主要是女方老怀疑男的在外面有人了。一天到晚吵吵闹闹。男的急了,想吓唬一下女的。说我就是有人了,你怎么着。女方问是谁。男的不敢说工大的女同事,知道农机院刚来了一批研究生,没人认识,就随口胡编,是农机院来的研究生。这种事谁能善罢甘休,能量又是极大.女方马上展开了全面的调查.农机院研究生只有蒋树芬一个女的,于是使用了所有的资源,对蒋树芬进行了彻彻底底的调查。她所说的蒋所有的事都是真的,除了小三。
系主任找那个男的谈话,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事情闹大,已经牵扯到了校外的单位.男女都慌了,男的说都是你这样胡闹的,女的也怂了,同样受到了她系里的批评。男的承认错误,要亲自来向蒋树芬道歉。下一天,我陪着蒋树芬去接受道歉。路上蒋树芬突然一咬牙,一跺脚,站住了.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恶心死了,我不要见那个男的。我当然尊重女孩子的意见。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
经此一事,我的威望在研究生班里面空前提高.我们农机研究院只有七名研究生,工大的研究生是多数,所以我并不是班长,只是副班长,但那时候我的风头已盖过了正班长。
到清理阶级队伍为止,被打倒的中央大区级干部,像我弟弟的岳父欧阳钦（东北局第二书集）,乌兰夫（华北局第二书记）等,都被囚居在北京京西宾馆。而省部级干部则关押在秦城监狱。人太多，秦城监狱进行了紧急扩建。而像一机部副部长白坚,我母亲他们这批干部,和旧社会过来的工程技术人员都囚禁在各自的单位里。白坚也在白区做过地下工作,28年在北京辅仁大学读书时就是共产党员,担任过共青团北京西郊区委书记。三四年秋被派赴陕北,担任陕甘苏区海南北路纵队指挥员。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自然是有枣没枣八竿子。和我母亲他们全关押在一机部汽车局的办公大楼的地下室,对于我母亲遭关押,我一直深深的自责奥悔,觉得是我亲手把母亲送进了“监狱” 。
最初我母亲只在部里劳改,后来转送到一机部在南口的果园农场。同去的还有他们司里的一个年轻的女干部。我母亲少带了一些东西,写信让家里送去。家里只剩我一个男孩,就骑车从北京城里骑车到南口果园。从清晨出发到下午才到。中间在路边农村的小饭馆里吃了一顿饭。买了个“肉片油饼榨菜汤”。这在北京城里的饭馆是见不到的,也许是骑了半天车又饿又累,吃得我非常满意。回家后我就照样给父亲做了一次。这些大众食材都很便宜。父亲吃完大为赞赏,以后这成了我父亲的“珍珠翡翠白玉汤”。经常点名要我做这道汤。解放恢复工作后，仍然如此。直到我离家去到美国才吃不上了。这道汤确实便宜又好吃,但也到不了那种程度。主要是他是在劳改身体缺乏营养的时候吃到的吧。“珍珠翡翠白玉汤”,来自朱元璋的一个典故。一次兵败落魄之时，好几天没吃上饭了,饿得头昏眼花,看到一个破庙门前有两个乞丐正在吃饭，就去跟要饭的要饭。两个人正在用破锅熬汤,就顺手给了他一碗.朱元璋觉得这是他有生以来吃得最好的美食。忙问二人这是什么东西，两个要饭的随口答到“珍珠翡翠白玉汤”。朱元璋深深的记在脑子里。而实际上这就是两个要饭的把讨来的剩米饭、烂白菜帮子和快叟的豆腐煮在一起做成的汤。只不过是朱元璋饿昏了。正是饿了吃糠甜如蜜,饱了吃蜜蜜不甜。朱元璋做了皇帝后,吃尽了天下的山珍海味,却总找不到当年的感觉,于是下旨在全国找到那两个乞丐,带到京城,要让他们再为朱元璋做一次货真价实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并且要与群臣共享这天下第一美食。两个要饭的不敢欺君犯上，只敢做当年一模一样的汤,丝毫不敢走样。于是领着众人在京城中淘来了剩米饭、烂白菜邦子,叟的豆腐等各种食材。在皇宫大庭里,架起大锅,熬起了“珍珠翡翠白玉汤”,汤还没熬好,那味道已让大臣一个个都捂着鼻之。之后不得不捏着鼻强咽下这道天下第一的美食。朱元璋也才知道了他梦寐以求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到底是什么东西。其实如果朱元璋真想再吃上他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只要简单的和百官们一起饿他十天半月,自然就能如愿以偿。想不到我的这一道上不得城里饭馆台面的“肉片油饼榨菜汤”,能成为劳改中我父亲的美味佳肴。我也搞不明白这中间味觉心理的道理,也许在那时的条件下,这汤已和我父亲产生了反射和依赖.就像母亲从小给孩子做的简单的饭菜,却是一生永远忘不了的“妈妈味”。
到了一机部南口果园农场,我和母亲共同待了两天。白天一起在果园里劳动，休息时候我母亲郑重的跟我商量一件事,她说她的问题只要是正常的人都能判断,是没有问题的。党一贯的教导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现在在这里劳动，派来看守她的司里年轻的女干部,对她的态度不像在部里时那么凶。两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关系很融洽。共产党员的一个法宝,就是要做群众工作。我母亲跟我商量,她想利用这段共同劳动的机会,做做群众工作,向这个派来看她的女干部,讲明自己的问题,把她争取过来,有利于将来自己问题的解决和平反。我觉得母亲说的非常有道理,就是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全力的支持母亲将要采取的行动。我回程的时候,恰巧旁边的部队有一辆卡车要回去。我母亲和他们商量好了,把我的自行车抬到卡车上,然后跟车回到了城里。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他们放下了我，骑车回到了家。
经过将近一个半月的农场劳动,我母亲回家了。全家都非常高兴。但没想到仅仅在家里待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上班就没回来,被关进了部里的“监狱”。原因是那个一同回部的年轻女干部,回部后马上向造反派做了汇报,讲明了我母亲是怎样抗拒改造,大肆阴谋活动,企图策反自己,为自己翻案,进行了频繁的反革命活动,罪不可赦。为了粉碎我母亲的翻案阴谋,造反派当机立断,一天也没耽阁,立即把我母亲关进了部里的地下室。
我完全想不到，我和我母亲商量的这个做群众工作的办法,会得到这样的结果.是我亲手把我的母亲送进了“监狱”.我陷入了深深的奥悔和自责。我怎么能这么傻,这么天真幼稚,就知道学雷锋做好事,你对别人好别人一定会你好。不知道政治斗争的凶险,不知道世上人心的险恶。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家人。我就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
到农村插队了,在繁重的劳动中,锻炼了忍受疲劳的意志
。在东北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和有时吃不饱饭的饥饿中,锻炼了忍耐和不屈的能力。在社会的最底层看到了一些人的丑恶。一次有两人到我们生产队偷拉我们收割下来的牧草,在广阔的草原上,我手持2尺长装在长把上的搧刀,一个人就敢在大路上,拦下两人赶的四匹马拉的重载大车。马被勒停时,驾辕高头大马的头,离我的钢刀不到二尺。确有血溅荒原的胆气。短短的一年时间我完全变了，脱胎换骨的成了另一个人。从一个北京城里懦弱的中学生变成了一个风雨中的硬汉。
冬天东北的严寒,所有人只能在屋里“猫冬”,无话可干。我趁机回到北京。家里只有劳改中的父亲和我两人相依为命。我用“欺骗”的手法混进了北京图书馆,从早到晚在哪里贪婪的读书学习。父亲则一早就进到专政班劳改，交待问题,忍受批斗和欧打。一天三顿饭都吃的是劳改的伙食。晚上很晚才被放回家。
一天晚上临睡前,父亲表示要跟我谈话,情绪低落,喃喃的说,他想放弃了。造反派给他的罪名，是秘密加入国民党，刻意向党组织隐瞒，潜伏下来，成为了国民党特务。 但父亲一直坚持的是,他没有向党汇报,是因为他从来不知道自己参加过国民党。这两种说法当然是天壤之别。如果是我父亲说的,当然我父亲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是造反派说的，我父亲则是一个阴险的阶级敌人。我父亲说这么长时间了,他只有一个人,造反派拿来了大量的外调材料，很多都是在押的当年部队中国民党同事,所讲的件件都证明,我父亲一定知道自己国民党的身份。我父亲的每一条反驳，都被那些人用“事实”驳斥了。这么长时间的审查，他觉得自己有点糊涂了。谎话说了千遍就成了真理。我父亲怀疑自己是不是真做错了。造反派给他按的罪名可能是属实的。共产党员要对党忠诚老实。既然自己确实无法证明自己是对的,还是算了,认了就认了吧。在认罪之前,我现在是他身边唯一的亲人了，他想听听我的意见。感觉得出，长期的专政生活，父亲已经是心力交瘁了。但我已经不是一年前在一机部果园农场那个天真的傻瓜了。我当然知道走这一步意味着什么。按照刑律,一个人只要自己认罪了,就完了,事情也就结束了。不需要其他的证据和条件就可以定案了。我父亲就盖棺定论，万劫不复。我父亲,我们全家和我个人也就都没有了未来。我父亲是潜伏在共产党内的罪犯，而我们兄弟姊妹就永远成了罪臣之子。一股不甘、不服、不屈的抗爭之火,一股绝不服输的意志,腾的一下在心中升起。我们不能就这么完了,有我在,我绝不能让我父亲走这一步。父亲等着看我的态度。我的脑子里紧张的极速的思考着,突然脑中电光一闪,我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我跟我父亲说，你说你几十年前的事,时间太长记不清,又经过造反派这么长时间的折腾,你感觉自己也有点糊涂了,记不清拿不准有点不敢坚持了。但有一件事你现在还糊涂不糊涂,还记不记得,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解放初,章文晋到家里和你谈到你有个国民党身份问题,让你向组织说明。你当时对此毫不知情，不同意章文晋的说法,两人还因此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红了脸。这事有没有过,是真是假,到底发生过还是没发生过。我父亲眼睛一亮，马上回答,这件事刚过去了十几年,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我们吵架的事当然发生过,我那时完全不知道晋文晋说的是什么。我马上接过父亲的话说。这不就结了,你解放初还不知道,之前怎么可能知道,你没罪！我想你俩吵架这件事,章文晋也会给你证明(那时章文晋已经被解放,名字也出现在报纸上,他的话应当是有份量的）,而且我也听你跟我们讲过,我也可以证明。这件事就应当是你问题的坚固的基石,你不用想方设法去证明和反驳造反派给你扣的的黑锅。造反派对你任何的指控如果和这件事矛盾,不能被这件事解释,就都是假的。只有和这件事没有矛盾可以被解释通的才可以承认。解放初你仍然不知道你参加过国民党,说你以前知道全是鬼话。我父亲也是经过战争考验的,不是泥捏的。响鼓不用重锤敲。听了我的话,父亲笑了,脸上的愁云一扫而光.只说了一句话“睡觉！”.就结束了我们父子之间就他的问题,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谈话。从此我父亲是蛤蟆吃秤砣铁了心了,不管什么样的逼供,怎么样的殴打.再也没有退后一步。直到最后终于真相大白水落石出.而解开谜底的竟是熊向晖。
我真是长大了,沿着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贪下中农再教育”的光明大道,短短的一年时间,就长本事了,有了对抗主席文化革命中错误东西的能力,再不是一个善良的只知道做好事,善待他人的幼稚的小屁孩,脱胎换骨,成长为在险峻的人世间,懂得保护自己和家人的男人。懂得了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毛主席的思想内金光,…照的咱心里亮”。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真的很有必要。
我母亲被关押在部里了.文化革命已经两年,身边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对此父母都是有所准备的。在这之前他们就约定过，绝不自杀。我母亲曾对我说，我要自杀了,你们就完了。自杀的罪名都是畏罪自杀,等于认罪。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许多过去的同志,牺牲的战友,都曾在敌人的监狱战斗过,竖贞不屈。陈然烈士临就义前,在监狱中写了一首诗：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链,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让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
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欧阳钦的第一任夫人就被敌人抓去,关在监狱里,严刑考打,她坚贞不屈,身体受到极大的摧残。最后被组织营救出来,但已为时过晚,很快就去世了。他的儿子在母亲的家乡生活。却在上中学时被抓了壮丁，国民党部队把他带到了台湾,终身未娶。两岸开始交流了，他给自己过去的中学同学通了信，想让他帮助找一找自己的父亲欧阳钦。同学大吃一惊,这不是我党的高级干部吗。可惜已经去世了。经过多方辗转，终于联系上了我弟弟的夫人。大家都不知道真假,后来看到他写来的东西，那是外人绝对不可能知道的。同父异母的兄妹们才重新团聚。我弟弟的夫人和姐姐,多次到台湾看望这个牺牲了母亲的哥哥。
我母亲这些被关在群众专政的“牢房”里的共产党员,都没有丧失革命的气节,都有崇高的信仰。只有像煤炭部部长张霖之那样被殴打至死的,基本上没有自己放弃生命的.他们都有把牢底坐穿的决心,都有在烈火中得到永生的勇气。但那些被关押的旧社会过来的知识份子,工程技术人员,许多就忍受不住侮辱和折磨,有些人就选择了自杀而解脱。和我母亲关押在一起的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就是这样卧轨自杀了,在地下室里能卧轨自杀？对,没听错。
解放初建设的四部一委办公楼区,坐落在三里河地区。那时还是西郊,与复兴门之间有一条铁路,现在已经搬迁,变成宽阔的马路,两边是高楼大厦,非常繁华。关押我母亲这些人的一机部汽车局大楼,离铁道只有一两个汽车站的距离。火车经过时，有时会在交叉路口鸣笛。那个知识份子悄悄的记下了鸣笛的时间，掌握了列车的运行规律和火车到达交叉路口的准确时间,根据从关押地到交叉路口的距离,根据自己在被人追赶下奔跑的速度。精准的计算了所需的时间。一天下午他准时的冲出了关押室,冲出了汽车局大院的大门,沿着大街向铁路的交叉口狂奔。看守的人员在后面紧追不舍。就在火车来到交叉路口的瞬间,他准时的站在了铁轨上,和火车迎头相撞,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晚一点会错过火车，早一点追赶的人会把他拉下铁轨。这个工程技术人员科学的大脑,精准的计算,没有用在技术工作中,祖国的建设事业上,却用在了完美的设计了自己的死亡。
转眼母亲就被关押了半年多了,谁也不知道她的情况。一天突然接到部里的通知,两个孩子可以去“探监”。我姐姐马上从清华大学赶回家,我们俩按照规定的时间走进了汽车局大楼。在一楼一间小屋里，我们坐着等着见我的母亲。过了一会一个看守人员押着我的母亲走进来。我们全都惊呆了。母亲已经完全不是以前的母亲,一下子苍老了十几岁,哭丧着脸,刚刚坐定,就开始自己责骂自己,我有罪,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我有罪…, 这完全不是我们心里的那个朝气蓬勃,热情开朗,乐观坚强的母亲，半年的关押难道已经把母亲的精神搞不正常了?而看守人员则是满脸得意,好像是要向我们展示半年来他们批斗的伟大成果.终于把我母亲打趴下了。轮到我们说话了,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又能说什么呢,只能说没关系,有错就改,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党的政策是给出路的。一边说着违心的话,一边在心里狠狠的骂着自己,这是在和母亲说的什么混账话。这就是造反派精心策划的探视。看看戏演完了，看守人员结束了探视,要拉母亲回去。就在看守人员稍不留神的一瞬间，我母亲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摘下了自己的手表，塞到了我姐姐的手里。我们都惊呆了，这到底是干什么，难道是最后的诀别吗。母亲转身就跟着造反派离开了探视的小屋。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向家走去,怎么才半年就把我母亲整成了这个样子。但心里仍隐隐有一个希望,从我母亲临别时的这个动作,起码精神还是健全的,精神没有出问题。母亲会不会还是那个在加入国民党大会上，装晕的地下党员。母亲会不会也是在演戏，用服软才争取见到了家人一面。母亲是不是还是原来的母亲。回到家里父亲急切的询问母亲的情况，听了我们的描述,父亲一言不发。他们是几十年的战友和伴侣,我父亲应当最了解我的母亲,他应当能从母亲的动作得到正确的答案。
但我却从这次探视中发现了一个玄机,我们探视的房间是办公大楼北面临街的一楼房间.窗户就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我母亲平常是不是也关押在这里呢。我不能放过这个机会。一个下午，我偷偷的来到了汽车局大楼的外面,按那天的方位,一个一个窗口找。临街的窗台很高,需要爬上去,只能露一个头。终于我在一个房间里看见了背对着我,坐在椅子上的母亲。前面放着一个桌子。我不敢出声，不敢惊动任何人。我怕被掐断了这看母亲的最后一个机会。在北京冬天的寒风中，我趴在窗台上，默默的注视着我的母亲,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才不舍的回家了。以后我经常会在下午偷偷的跑到关押母亲的房间窗外,爬到窗台上,看着母亲的背影,没有声音,没有语言,也没有眼泪。母亲也从不知道我来看她了。恐怕我是个男孩，又长时间住校，不太善于表达和交流。这件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文化革命以后。我母亲也并不知道在她被关押的漫漫长夜中,她的一个儿子在午后寒风凛冽的窗外,曾默默的陪伴过她。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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