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没有电,一到晚上就漆黑一片.那时晚上照明用的是煤油灯，很暗。老乡一般天黑了就睡觉，我们却不同，那盏昏暗的煤油灯就是我们知识的灯塔。到农村插队做农民了，每天干着繁重的体力活疲劳不堪，本是应在大学里学习的时间,但学习的道路中断了。大家才真正明白了，一寸光阴一寸金。青春时期大好的三年就这么无声无息的过去了,失去了才觉得珍贵。大家都醒了。开始拼命的读书学习。想要弥补过去浪费了的青春年华。每天晚上收工回户后,吃完晚饭大家都不睡觉,虽然身上没有劲了,但学习的劲头却从来没有这么大过。每天都要看书学习到很晚,农村没有钟表也没有城里那样的时间概念,就是看太阳。早上天亮了，地里看得见了,就下地干活。晚上太阳落了，看不清了才收工回户。夏天4点天亮，晚上8点太阳落山。每天在田里干活16个小时。就是这样同学们仍然每天挤出两到三个小时学习,晚9点到12点.12点后才上炕睡觉。早上4点又起来下地了。日短夜长的日子,学习时间就更多了。最多能有5,6个小时。
医学上有个理论，人只要每天深度睡眠4个小时就不影响第二天的正常工作。我只知道有两个人是这样的。一个是周总理，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但仍然精力充沛的工作。再一个是在美国康州结识的李昌钰,就是世界上鼎鼎大名的神探。他是我们康州纽黑文大学，刑侦系的终身教授。他从在纽约大学时起,就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其他的时间就是学习和打工。学习进度比谁都快。工作以后也一直保持这个睡眠习惯。而且每天都能精力充沛,破了那么多疑难大案。曾帮助我们公司,查找装有我们公司生产的发动机的飞机失事原因,做了很多工作。美国早期飞机失事调查是交给警方。以后世界航空管理部门都有专业的事故调查员。我因为工作关系,一直很关注世界各地飞机事故的调查。对那些调查员专业、科学、重建事故现场、没有先入为主,完全凭飞机残骸的实物,最终找到几乎无法找到的事故真相的一整套方法,非常欽佩。听他讲当年他如何调查飞机事故时,我才发现,这一套方法是他的.他建立了飞机事故调查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他是现代飞机事故调查的奠基人。李昌钰破案的故事,他本人和别人己经写了很多了,关于他将重建事故现场,实证说话的调查方法应用在飞机事故调查上,引领了后来整个飞机事故调查行业,我个人认为,这个贡献,不比破案中的贡献小。但还没人写过.提醒他哪天能补上这一章。
估计我们那时候因为干活疲劳，睡得非常香甜。大部分都属于深度睡眠。
我夫人在洮南县也是这样,有一次她趴在桌上睡着了,醒来发觉眼前还是摊开的书本,嘴里还含着没嚼完的食物。在油灯下长时间看书,鼻孔都熏黑了。这些知识青年虽然没有十年寒窗苦,一朝越龙门,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但那个学习劲头,真是在艰苦的生活中才爆发的出来。那时候没有人知道,文化革命中已经全部关闭了的大学,有一天又会重新开放.学习就是为了自己,充实和提高.不要无知愚昧，而要做有知识能洞查周围世界明明白白的人。
我后来作过一首歌,第一段歌词里就有,“煤油灯下读书忙,小土屋里胸怀宽广。”
［呼兰呼兰］
呼兰呼兰,我的故乡,
蓝天白云美丽的草场。
煤油灯下读书忙,
小土屋里胸怀宽广。
长垅谷穗长又长,
大豆苞米烤的香,知青尝一尝。
高梁红山岗,糜子金黄黄，
秋收日子心欢畅。
打谷场上真叫忙，
小媳妇小小子偷偷捡地忙,
拦前堵后挡也挡不住,
气得“老头”直骂娘。
刀枪箭戟枪炮轰响,
5千年在我的胸膛。
若有一天登上枝头，
土鸡变成金凤凰。
这里4月中旬就结束冬季的“猫冬”，开始出来干活了,最早干的就是熬碱的副业。到碱泡子里扫碱土制碱.而主要的还是给地里送粪。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村中央的小广场上，有一个大粪堆,是全年不断积攒的各种肥料。起牛圈、羊圈猪圈…,冬天已经冻的硬梆梆的。为了在春耕前把粪撒到地里,不能等化冻。只能靠人力抡大镐,把还冻着的粪土从粪堆上一块一块的刨下来。这应当是比较累的活。老乡技术好，比我们效率高。大镐抡到动土上，就是一个浅印。老乡有准头，一镐一镐全刨在同一个印上,镐印越来越深,最后就会一下子断裂下来一大块.而我们刚开始镐抡的没准头,东一镐西一镐,半天也刨不下一块.跟着老乡学习,慢慢大镐抡的越来越有准头,效率越来越高.刨下来的粪土用马车拉到田里,一堆一堆的等到全化冻了,就用铁锹扬撒到地里。这时候气温已经较高可以春耕了。老乡用马和牛拉的铁梨，把所有田地都耕翻一遍，造出垅台垅沟。接着就开始播种,一个人在前面用锄头在垅台上刨一个坑,后面的人每坑点上三四粒种子,并用土掩埋.主要是为了保证将来田里不能缺苗。如果缺苗就会严重的影响产量。播完种之后,需要人在点种的地方踩一脚,叫踩格子,怕露风。等到种子发芽长出地面，小草也就同时长出来。就开始铲地了。
头铲主要是间苗和除小草。每个人站着使用一个铲地的锄片。像橄榄球形状的薄铁片，两头尖中间圆，大约有2到3平方分米大小。首先铲掉多余的苗,每坑只留一个最壮的。并同时把小草除掉。这是一个耗时累人的话。即要技术,还要快。一铲下去,紧挨在一起的弱苗和杂草没了,只留下唯一的壮苗,没铲干净不行,连壮苗一起都铲光更不行。眼要尖手要准。有时还让妇女用尺把长的手锄铲。质量可以保证,但弯着腰一天下来腰都累折了。所有的土表面都要过一遍铲。铲地是一年中很累人的活。铲一便还不行,还要2铲、3铲。要保证田里无草,才能获得好收成。作物长大以后,还要进田砍大草。那时玉米高粱都快一人高了，钻进去不透风很闷热。地铲完了,就要等着长大成熟。但并没有时间歇着。要到草场上去打羊草,为队里的马,、牛、羊准备过冬饲料。每个人拿一个2尺多长的搧刀,装着一个一丈多长的木杆,两个人一左一右论圆了对着割,每刀都能割倒一条两三米宽的草,割倒的草在两人中间堆成一条,再堆成堆，用大车拉回村里。这种轮着长柄的搧刀在草原上收割牧草的景象,在很多俄罗斯的油画上都能看到。草场离村较远,中午不回村,村里集中送饭。有时队里会杀羊，羊肉炖茄子。我们这里主要是靠天吃饭，全靠雨水浇灌。每一种作物生长周期不同,拔节、杨穗、开花、灌浆都不同时。每个节点需水也不同。每年下雨的日子都不一样,这一年下雨的日子符合某个作物的生长周期,这个作物就丰收,其他的产量就会低一点.完全由老天掌握,人无能为力。
秋天粮食熟了,就开镰收割。每人一把镰刀到地里收割.堆到地里,用大车拉到场院上。全部收割完了就开始打場。把庄稼铺到場院的地上,用马拉的石磙子碾压,翻动再碾压,直到种子颗粒都脱离了。把颈杆、叶子钯走,地上的粮食颗粒堆到一起.用大木锹迎风向天空扬撒,借着风力把种子和杂物分开。就得到了一堆堆新粮。装进200斤的麻袋,用肩扛入库,送公粮,各家分口粮。200斤的粮袋,两个人才能抬起来,第三个人从下面钻进去,一挺腰就上肩了.真的很沉.刚开始走路都打晃,以后就可以扛着200斤麻袋健步如飞了. 后来知道我夫人,一个15岁的女孩,也能扛200斤麻袋,真挺佩服的,那要咬着牙,多大的毅力呀. 男人力气大,肌肉会撑住大部分重量,女人的肌肉比男人多了20%的脂肪,力气小,很大的重量会压在骨骼上,把我夫人的脊椎压弯了,年轻时没有什么,年岁大了以后,腰疼就永远伴随着她。打場的时候天已经很冷了。为了防止有人偷盗粮食,让我们知识青年,每天夜里派一个人,整夜露天在场院看场。粮食全部分完了。就要搞副业了。
坐大车到远方的芦苇塘边,住在生产队盖的土房里.等到苇塘结冰,大家就到冰面上,用前底部装有刀刃的推车,在冰上推割芦苇。最后装车运到镇莱县造纸厂卖钱。这是我们这一带农村最主要的副业。
村里虽然是蒙族,但已以农业为主,畜牧业为辅。村里有上百头牛的牛群,和羊群.还有一个50多匹马的马群。马群里只有一匹公马,其它的都是它的妻妾。马群是它的领地。如果还有第二匹公马,就会不断的互相撕咬,不分胜负决不罢休。
所有的农业劳动都是人力和畜力,一年又一年,和百年甚至千年前都没什么不同。人们就以同样的劳动和生活方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离现代的机械化农业还有很走的路要走。
而现在村里的农业生产和我们那时已经完成不一样了,耕田用拖拉机,播种用播种机.种子拌有肥料和除草剂,每个坑里只下一粒种子,仍能保证全苗.之后的三遍铲地,间苗、除草就完全不用了,除草用除草剂。秋收用收割机,打场用打谷机。已经基本实现了机械化,住的是砖房,烧的是液化气。运输有卡车,出行有小轿车。文化革命结束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们的村子有了质的变化。农村已经和现代文明接轨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把近2千万名知识青年送到农村,只是作为劳动力.现在回头看,对中国农业的发展基本上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插队时我最爱唱的一首歌就是苏联歌曲“山茶树”,最爱唱的一句歌词就是：“列车飞快的奔驰,车厢里灯火闪亮”。在我们的心里火车就是现代文明和古老原始的分界线,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桥梁。走进绿皮火车，就是另一个世界,温暖的车厢,舒适的座椅,明亮的电灯光,机车强大的动力,风驰电掣的速度。是现代的文明,我们曾熟悉的生活方式。列车能把我带回到我的北京。离开列车,就进入了一片远古的原野,没有电,没有机器,没有明亮的灯光,住的还是土房,靠人力畜力劳作,靠两条腿走路, 好像进入遥远的过去,人们仍然像百年甚至千年前一样的方式生活,一年年面朝黄土背朝天。靠天吃饭,也只是吃饱个肚子。变化太大了。
但这个通向过去北京生活的桥梁并不是随便可以过的，还要交“过桥费”，需要买火车票。而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凭工分吃饭，每天只挣几毛钱。刨掉口粮钱每年剩不了几个子儿。冬天回家的时候又有谁舍得花钱买票呢？普遍都是逃票。我还好,一次都没逃过票。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自认为插队了，已经正式走上社会，不能像学生那样再随随便便，要清清白白对自己的历史负责，不能给自己的历史染上污点。第二点是插队时家里确实给我带了点钱。要插队了需要制办一些东西。要做厚的棉被，要买只卖给知识青年的木箱、书包等配给的物品。我和我姐姐各只有10元生活费，每月我只能剩下两块五，根本买不起，无奈之下决定挺而走险，拿着家里的一张300元的存款单去撞大运。万一部里造反派没有通知银行冻结存款，问题就解决了。把存款单交到银行储蓄所办事员的手里，心里七上八下一痛打鼓，想不到十分顺利。工作人员二话不说递给了我们300元钱外加利息。我顺利的制办了插队的东西，临走家里让我身上带了点儿钱。我夫人就没我幸运了，每回都是逃票回家。在车厢里和查票的乘务员打游击，时不时躲进厕所，每次都没被抓着。她们家住在清华里，家里的钱都存在清华内的储蓄所。父母一作为黑帮被打倒，马上通知了清华储蓄所，把存款冻结了。所以她真是没钱买火车票。我们家因为没住在水电部的宿舍，是住在城里胡同里。估计部里造反派也不知道父母的钱存在哪一个银行里，就算了。
关于知识青年回家逃票，有一件事情挺感人的。我们回家做的是齐齐哈尔到北京的直达快车。这件事发生在1972年冬天临近春节，哈尔滨三棵树到上海的火车上。许多东北插队和兵团的知识青年，冬天要回南方的家里。有一个东北插队的青年逃票上车。车厢里人挤人，无法查票。 眼看可以逃过了，但车过南京，车厢里不那么挤了，开始查票。车厢一头一个乘警堵住门，从两头往中间查，谁也跑不了。他和许多逃票的知青被抓住，乖乖的被带进餐车补票让他们补票。这时突然从旁边的厕所里传出一阵嚎啕大哭声，有点反常了。逃票的在查票之前，会抽冷子躲到厕所里，静悄悄的不吱声。没有一个会像这样在厕所里传出哭声。还是那么凄惨那么大声。听声音是个女的。乘警很快用钥匙打开厕所门，里面是一个嚎啕大哭的女知情，没有其它人，窄小的车窗完好无损，没打开过，不像是有谁在厕所里欺负过女知青。乘警再三询问，女知青除了哭还是哭，哭的双肩耸动梨花带雨，是真哭不像装哭，哭的人心酸酸的。无奈之下乘警把这名女知青带进了餐车。女知青仍在哭泣，换了个女乘警上前询问，还是哭声一片。只好先放下她，开始处理这些逃票的。那个东北知青把身边唯一的行李，一只军用跨包里的东西全部拿出来，里面除了一块毛巾、一支牙膏、一只牙刷、一面小圆玻璃镜子，再就是两包哈尔滨牌香烟。乘警搜完了他的所有口袋，除了一些零钱一无所有。几个反复下来都一样，没有收获。五六个乘警也好像在意料之中，就让逃票的自己“坦白从宽”。一个乘警眼光瞟向他，他说在黑龙江插队，每天二毛八分钱的工分，还只能干七个月。平时连磨个苞米碴的磨米钱都没有，还得喝盐水当菜吃。都“坦白”出来了，口齿清楚，声音洪亮。当然没有一点虚伪，根本不可能造假。年轻的乘警不吱声了。周边的知情们头低了下去，凡是逃票的都是插队的知青，都一样。几个女知青也开始抹开了眼泪。他的声音一大，旁边原先在哭泣的女知青反而静下来了。在一名女乘警再三劝慰下，那名女知青也说开了。原来她是宁波知青，叫黄沂明，看是男生的名字，可是含义很深。仍有3块弹片没取出来的父亲，是南下干部，好像是哪个局的局长。在文化革命中含怨屈死了。母亲是沂蒙山区走出来的家庭妇女，在宁波没有工作。生下来的唯一的一个女儿，以诉蒙山和四明山取名叫“沂明”。可惜由于受父亲的牵连，黄沂明也被送到北大荒 。她去了农场，每个月省吃俭用，总要及时地把钱汇到宁波家中，母亲的生活费来源，完全依靠女儿了。大家都知道山东沂蒙山是革命老区，无论在日本鬼子侵占的年代里，还是处在国民党重点进攻岁月中。山东人民是做到了:最后一口粮食送给子弟兵；最后一块布为解放军做军鞋；最后一名青壮年送上前线。黄沂明的爹妈至今没有一个亲人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夫妻俩的所有亲人都已死在鬼子刺刀下或牺牲了。而今天一对沂蒙夫妇遇难了，他的唯一的一个女儿也当了知情。黄沂明带着哭音继续说下去，原来反正要回家了，这个月的工资没有寄回去，准备随身带回家。为了防止路上小偷，她小心的把所有的钱全都放在贴身的小裤衩里。刚才上厕所方便，一大意等到自己发觉，所有的钱已经从大便器的排泄口中飞出去，飞光了。人总是有感情的，中国人民最大的特点就是讲义气。绝对不是冰冷的金钱至上。且不去讲黄沂明的父亲是真走资派还是冤枉的，光是为了解放事业，沂蒙人民做出的巨大牺牲，现在她娘俩无一无靠，没了生活费。眼看年也过不去了。走资派家属的困境，大家都是心知肚明，心里都沉甸甸的。那个男知情突然站到椅子上，众目睽睽之下，从军用跨包里拿出一支牙膏，慢慢打开手中的牙膏后尾，抽出一只小尼龙袋，从袋中取出唯一的一张10元钱说到：“各位，天下知青是一家，大家搭一把手吧。”说完走下椅子，把钱放在那个女知青旁边的餐桌上，又走到乘警身边看了看他，意思是随你处理吧，你要的钱放在这了。乘警也傻了。没钱逃票的知青变成了捐款的了。紧接着，众多没钱买票的知青不知从哪里变戏法似的，你10元，她5元，都拿出了藏的好好的钱。默默的走道黄沂明的身边，放下钱，一句话也不说，回身。餐车里静的没有一点声音。这种钱怎么能拿来当车票钱。几个乘警互相交换眼色，终于领头的说了声：“各位知情朋友，我们也是职责所在。今天的场面确实很感动人，今天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下不为例，请大家回车厢吧。 ”
这就是当年我们这些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知识青年。
文化革命中那些在革命战争中出生入死的干部，就因为随随便便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当成黑帮打倒。家里生活陷入困境，是很普遍的现象。我弟弟同班同学好朋友，班里团支部书记单笑三，父亲是国家民族委员会副主任。文化革命一开始就被打倒，问题比我父母严重。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不要他，留在北京没有生活来源。是我弟弟每月发了工资后，给他邮寄生活费，让他能够有碗饭吃，才度过了文化革命这一关。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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