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侯队长做了自我批评。说自己脾气倔,听不进同志的意见。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干扰了工作队的工作。遇到问题我不是与同志们商量,而是自己喜欢晚上胡思乱想,一个人瞎琢磨。今后我再遇到问题,一定要与同志们商量,集思广益比个人主义要好的多。
以前很多队员对他都有气,可看侯队长自我批评的态度诚恳,大家就感觉跟他亲近了很多,不再背后叫他大公牛了。
其实这种过火的左的行为在各村的工作队中是普遍现象,比如贾庄的工作队汇报时也暴露出了这些问题。
开头,我们发现一些贫农能说会道,对村干部有许多牢骚怨言,一味反对干部。我们依靠了这些人,因为我们认为原来的组织都是坏的我们当时很急躁,以为在三天之内就能掌握全村的情况。我们甩开村里的党员,并且接受了贫农们的要求,把党员集中在一起住宿和吃饭党员们很委屈,许多人都哭了。村长的老婆骂她男人:你这个蠢驴,当个村头还不够,干嘛还要入党?我们反复地做工作,访问、解释、再访问。许多贫农都感到厌烦了,我们自己也感到厌烦了。我们感到没有事情可做,甚至觉得应该撤出这里转到另一个村子去。可是当张书记来向我们要材料、情况和统计数字时,我们又交不出来!
普遍过左的问题的根源其实来自于县委。这是因为工作队在培训的时候就被县委陈书记灌输了这种思想,即村干部都是坏的,贫农团结的不够。这也是让很多工作队员感到不解和委屈的地方,明明是你县委书记让我们这样做的,可现在却成了我们的错误。
虽然党中央打了预防针,可在实际工作中,还是有很多违反政策的事。比如韩丁就发现,潞城县委在指导土改工作时,只强调第一条必须满足贫雇农的要求,而忽视了第二条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利益的要求。韩丁说,潞城县委只是选择性地执行中央的政策。
潞城地区是贫困地区,土地贫瘠,虽然地主富农的土地和浮财都被剥夺并分给贫苦农民,但这些财富还是无法满足农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如果只强调必须满足贫雇农的要求,那势必要侵犯中农的利益。
来自农村的工作队员做完检讨后,来自大学的知识分子也做了检讨,同志们也对其进行了开诚布公的批评。工作队的徐教授表现是最不好的,自从他领导的查账失败后,他就开始意志消沉,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充分暴露出知识分子的脆弱性。韩丁认为:徐教授的真正问题,也是一切知识分子的通病,即如何把理论变为实践的问题。他正是毛泽东所形容的那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胜赞叹: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的革命家。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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