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第十七篇 赤橙黄绿青蓝紫——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
进入1966年后，学业上的优异使我感觉到大学在向我招手，北大清华北航好像近在咫尺，我像天之骄子一样在自信自豪和骄傲中飘飘然几近忘形，没有想到高考前一个月的政治变动让我当然也包括我的同学们的大学梦破灭。其实这也不是没有预兆的，将近三年的高中学习生活中，一方面有着学业优秀的兴奋自信自豪乃至骄傲，但同时也有着因为当时一天比一天提得紧迫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给我们青年学子当然也包括我带来的压抑疑虑不解乃至忧郁。从1963年底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阶级斗争就成了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话题，这个话题反映在对我们青年学生的教育中，提出了一个“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伪命题，这个反科学的伪命题压得当年的青年学子自然也包括我有点喘不过气来。
我们一方面在对这个“阶级成分论”疑虑和不解，但同时又在全力以赴的学习它落实它，这种学习和落实给我们这些刚成年的青年学子形成了极大的压抑和忧郁，面面居到的“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使任何一个客观现实的青年人谁也不能逃脱它的说教，当然我们也在这个说教过程中逐渐的接受了极左的社会思维与思潮。这个接受了极左的社会思维与思潮最典型但同时也是最搞笑的是，当1966年6月开始停课闹革命并且相继暂停和终止高考时，我们当然也包括我竟然一点也不为自己的大学梦破灭而失望与惋惜，而是一门心思的积极投入了伟大领袖所倡导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都是两年多后我们被打发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才知道我们已经痛失人生中最好的发展机会。
接下来的在成都七中两年多的时间都是参加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我在这两年多的时间中，有过狂热乃至偏激，有过自得乃至骄傲，有过疑惑乃至动摇，也有过失落乃至沮丧。有一种说法是，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左”过，要成年甚至成熟之后他会逐渐“右”起来，这句话委实不错，我自然也是如此，而且我有着几乎所有那个时代的青少年都有过的传统教育熏陶。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经过之前好几年的政治教育，学生们也就是后来成为红卫兵小将的群体，满脑袋都是左倾偏激的观念，所以只要伟大领袖一挥手，成为红卫兵小将的学生们便义无反顾地冲到了第一线。我在1966年6月份，先是执笔写出了最后由成都七中4位同学署名的成都七中第一份把斗争矛头指向当权派的大字报，进而又身先士卒的带领一批同学与成都市委宣传部的领导交锋，要求撤走成都七中文化大革命工作组。
客观的说，无论是第一份把斗争矛头指向当板派的大字报，还是驱赶文化大革命工作组，所持有的依据也就是论据并不是很充分，有着很多左倾偏激的观点，这是当年青年学生的一种共性，正是这种偏激的个性，让成为红卫兵的青年学生，成了一场政治斗争的棋子和牺牲品。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年还不到20岁的我，和其他与我同龄的同学们一起，能够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具有一种观察分析客观事物的洞察能力，作出了在今天看来也让人叹为观止的举动，也充分彰显了一种能力，一种让人自得乃至骄傲的能力，这种先知先觉的能力对青年是难为可贵的，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还是为当年这种能力的表现而自豪。
那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在伟大领袖的指引下忽左忽右，今天这样明天那样，使身在其中的我逐渐产生疑虑，在今天年过古稀的我看来，当年的那些许疑虑更是难能可贵，对那么一场伟大的运动产生怀疑与顾虑，因为这些怀疑和顾虑进而产生了动摇，而这场运动是由伟大领袖发动和领导的，在这个背景下来看这种疑虑和动摇便更是表现出一种在人云亦云的喧哗中的清醒与明智。当然在当年那个大环境下，这种疑虑和动摇是不能也不敢表现出来的，但这种疑虑和动摇使我最终从一个老造反派红卫兵变成了一个纯粹的逍遥派，而这种过程和结果恰恰又为我日后的生涯带来了福音。
不可一世的红卫兵特别是中学红卫兵最终的去向是很搞笑的，应该是一种凄凉的无可奈何吧。先是经历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迈着工人阶级的雄伟步伐，浩浩荡荡的开进大中学校，实现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在中学生们沉默并回到教室中开始思考自己未来的时候，迷茫的中学生们才知道自己的最终归宿是到农村去，去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个时候当年心高气傲的中学红卫兵们，才真正知道其实自己什么都不是，成年了但却不能养活自己，还得靠父母补贴着到农村当知青，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作为其中的一员，我同大家一样很是失落很是沮丧，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更不知道哪里是自己的归宿。
当然回过头来看，客观的说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的作为，包括在乡下所谓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对当年老三届六个年级的中学生，还是一个值得珍惜的锻炼机会。后来的77、78届大学生，在方方面面都很崭露头角，这批大学生老三届中的成员不少，他们能做出令人瞩目的成绩，除了接受了高等教育之外，当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上山下乡当知青的锻炼也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个人后来在体制内的西南财经大学，以及在市场经济中游弋有所一定成就，个人感悟是同年轻的时候各种各样锻炼机会分不开的，当年在客观环境中的磨练，让我有了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手段。
把在乡下当知青也当作工作，那从1969年到1978年这十年是我读大学前的第一个工作阶段，这十年中我的心路历程在前好几年是在成熟明事淡泊宁静甚至有点玩世不恭中磨过的，后两年是在希望的鞭笞和鼓舞下充满自我的奋进与拼搏。那十年中有多年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运动，我因为特殊的情况表现得格外淡泊宁静，经过1966年到1968年的疾风暴雨，我好象重新认识了自我变得成熟了，因为各种原因我变得颇有点无欲无求，但无欲无求却又自视其高，这主要是下乡招工回城后被安排在成都市金牛区商业局工作，我那点成都七中高六六级的墨水居然成了单位上最高的文化水平。当然无欲无求的心态让我似乎是与世无争，于是我便十分自如的做着在当年人们看来有点奇怪的工作，有点玩世不恭的味道管着很多不该我管好象也不能由我管的事。
所谓自视其高，现在回顾起来有这么一些东西：一是文化主要是文字表达能力，我确实把当年我手中的文字工作做到了极緻，让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人等都对我刮目相视甚至惊讶。二是做了一些在当时的人们看来都是能躲就躲能跑就跑的工作，其实也不能叫工作，因为它本身就不是我的事，包括经济上去管高档自行车及高档烟的分配，政治上去管那些造反派和当权派的纷争，甚至在他们斗争白热化的时候为缓解气氛去卖烟。三是同领导也就是当时人们称为当权派的官员，有让人意想不到的良好关系，这些关系没有权力的交换，我本身就是一介白丁，完全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聊天基础上的，大家都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多的当权派愿意和喜欢与小许聊天。这些事情表现是客观的，但我的自视其高却是主观的，我是通过那些客观的表现看到了我主观上的自我，所以时不时有一种沾沾自喜的味道。
无欲无求是我当年能夠淡泊宁静的基础，因为没有欲望没有要求，于是在某个意义上我自由了，想做的事能做的事都是我自己愿意做的高兴做的，没有功利的观念，更没有物质的牵挂和制肘。当年在蒲江县大塘公社与那位贵人郑书记聊天时，真的没有想过通过他为我办点诸如回城的事，他提起什么聊天话题想听点什么，我就毫无保留的侃侃而谈，绝没有出现过顾左右而言其他的敷衍状况。在金牛区商业局工作去管那些闲事，完全是个人兴趣所致，首先是自己高兴，同时判断自己也能把它管好，于是也就挺身而出的去管了。这个年代过去了，我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因为那时有了物质的欲望，人反而变得没有自由没有自我，都是进入本世纪后，我已经享受到了多方面的财务自由，才能在那个时候特是第二个十年管理民办高等学校中再一次无欲无求天马行空般的有所作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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