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篇外篇 喻事醒事警事 明言通言恒言——我的事世观感与体会
我的这些被朋友谬赞为“传奇许”的几十年工作与生活经历，它的产生和形成应该有客观与主观两方面的缘因，而更多的是主客观因素的相互交融相互促成。先说说客观原因吧，来自外界的客观因素首先是环境的变迁，抛开中小学的读书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1970年一月我在蒲江县大塘公社那位朋友兼贵人的郑书记安排下回城在成都市金牛区商业局参加工作，到2019年9月我从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银杏酒店管理学院二次退休，将近五十年的工作生涯中，环境的变迁不仅相对频繁，工作的内容和状态也反差极大。先是在成都市金牛区商业供销系统工作了将近八年，就是在这八年中工作环境也有石羊供销社和金牛区商业局机关两个地方，而就是在这两个地方，我的工作内容和形式也不是单一的，涉及到的方方面面上下左右不仅丰富而且很有戏剧性。1978年九月三十一岁的我考上大学，在开初的成都工学院后来更名为成都科技大学最后并入四川大学的高等学府完成了大学学业。1982年六月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当时叫四川财经学院后来更名为西南财经大学任教，在经历了六、七年十分努力和积极的高校教学科研工作并取得不菲的成绩后，一些偶然的原因让我在1988年四季度以半下海的形式进入到了市场经济的商海之中游弋，也几乎是在同时西南财经大学任命了我担任体制内的科研处处级干部。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在市场经济中度过了十年，最初的几年是为早年的民营企业工作，所得到的是当时体制内不能相比拟的工作报酬和经营管理经验与人脉的积累，后来有了自己的公司便开始自己的经营，当然同时也帮助朋友们管理过数量也不算小的企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那十年中，我始终在体制内的西南财经大学完成了一个高校老师应该有的工作任务，这让我在2000年前后在对市场经济的商海中游弋有一定的审美疲劳后，能够毫无障碍地回到西南财经大学全身心任教，一直到2009年九月我在这个体制内的大学退休。多种多样的客观原因使我在同样也是我们国家发展迅猛的这十年中，除了西南财经大学高校教师的教学科研外，还涉猎了社会的家庭的经济的技术的兴趣的爱好的多种多样丰富多彩乃至五彩缤纷的事项，让我在“知天命”到“耳顺”的十年中能够十分愉悦的活出了自我。同样也是很偶然的原因在我还没有彻底的从体制内的西南财经大学退出工作时，便开始了体制内退休后的再一个十年工作，那就是到了民办高校，先是上课任教后来阴差阳错的担任了三个民办高校的院长，直到新冠疫情即将肆虐人类的2019年九月才从最后一个民办高校院长岗位上二次退休，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几十年经历中无论是从工作还是从生活的角度都达到了自我人生顶峰的十年。
如果说环境的变迁是一个最无可奈何的客观因素，那么缘分就是客观因素中最不可捉摸的一种了，这里说到的缘分是我在几十年人生中所际遇的贵人和朋友，他们或者是刻意的或者是不经心的帮助为我指引了一条条人生坦途。青年时期中学求学时的几位师长贵人就不用在此赘述了，我在前面的回忆录中已经用了很多的篇幅谈到他们，想要特别强调的是，正是他们的教诲与引导，让我在青春可塑期间初步形成了一种受益了几十年的人生观念。那位蒲江县大塘公社的聊友贵人郑书记，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以一己之力，让我在大塘公社只呆了满打满算才够的一年就把我指引严格的说是安排回成都工作，让我在几天之内由知识青年的农民变成了有工作的工人，遇见这种可遇不可寻的贵人不是缘分是什么呢？还有就是我在1988年四季度半下海式的进入市场经济，原因很多其中有一条就是当年成都七中的好友刘仁清同学，在当年那个特殊的时间和地点专程到西南财经大学找到我，让我去为他的大学学弟的公司组建的顾问团中担任经济顾问，友谊和交情让我不假思索的一口应允，也是在几天之内我便开始在市场经济中游弋了，开始了我长达十年市场经济摸爬滚打，这种际遇也应该算是一种缘分吧！还有就是我从西南财经大学体制内退休的2009年，居然会在清晨七点钟不到的时间在路上偶遇学长加好友的梁成华教授，他把我邀约到他任职系主任的四川天一学院经济管理系任教上课，开始了我在民办高等院校长达十年的工作，后来一发不可收拾成为三个民办高等院校的院长，也成就了我自认为是人生顶峰的职业生涯，这也许是最具有戏剧性也最有意思的的缘分了。
除了环境变迁和缘分外，客观因素中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机会了，我这里说到的机会并非只是那种有良好预后的发展，也有那种“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式的无意之作。多年来我在回忆那位大塘公社的郑书记为什么一定要把我送回城工作的原因时，虽然确实很不明就里也就是不知道他的心思，但有一条是我认为是原因之一，那就是当年打贫下中农狗的那件事，他明明知道狗肯定不会也不可能是我带头打的，但又看到了我执意的要承担这件事情的责任，这在当年的政治氛围下他也许对我有了更好的认识与评价。当然在1977年我因为在头一年完成了把兄弟从农村招工回城和滞留在城市的小妹留城免下手续后，已经在原来的工作单位成都市金牛区商业局颇有点呆不下去的情况下，居然有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先生力挽狂涛似的恢复大学招生，让我与众多的学友一起迈进高等学府成了一举改变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大学生。还有就是大学毕业分配时，在我这个优秀学生是否要留校问题上各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中，我们班上的分配指标中居然有四川财经学院这个我特别中意的学校，很多偶然使我如意的到了这所后来被改为西南财经大学的财经院校，成就了我后来几十年的工作和生活。至于为什么当年我们几位老师组成的顾问团在解散之时，包括公司老总当然也有众多员工提出“许老师不能走”，很明显是我在这个公司担当经济顾问时所能够做也可以做的几件事情，让大家对我有了新的但肯定是比较良好的认识所至。十年之后退出商海回到西南财经大学再执教鞭，应该说是商业贸易中那些不规范不健全的游戏内容与形式让我心烦让我心生退意，能够遇见这种不规范不健全的游戏又何尝不是一种特殊的机会呢。本来已经在四川天一学院上课得十分自在愉悦，偏偏又遇到了这所全国最早兴办的七所民办高校之一的学校，发生了会影响下一学期学生能否正常开课的人才流失危机，万般无奈当然也是在各方特别是举办方的礼贤下士下，走马上任像救火队长似的担任了学院院长。
环境变迁、缘分和机会是三个比较特别的客观因素，说它们比较特别指的是正是客观，客观因素中还有一个是几十年中我所从事的职业和所做的工作对我的吸引力，这一个好像有点不太客观，但我还是把它认为是客观因素，因为职业也好工作也好它们对国人来讲自我送择的余地是不大的。当初在成都金牛区商业局工作时，被譽为局长秘书的我表面上似乎很风光，但那些时时要写的文章革八股文章实在提不起我的兴趣，所以那几年去管了很多本不该我管其实也最好不要去管的闲事，比如高档自行车缝纫机的分配，比如造反派和当权派之间的争斗，比如给政治夜校的青年教员们讲资产阶级法权，不喜欢正常工作的我好像去做了不少其实当时还是有些风险的但多少有点刺激的事。上世纪80年代在西南财经大学做教学科研时，三五年的时间中做了两个项目，出版了几本专著发表了十余篇论文后，便觉得有点乏味了，是不是江郎才尽我不知道，但至少我自我判断好像在科研上也走到了一个巅峰，所以当各种机缘巧遇汇在一起的时候，我便毫不犹豫的迈进了商海。在大家都以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的时候，我却对中国那种没有正常游戏规则的商业活动很快的失去兴趣，这正好使我做了两件正确的事，一是孩子们的教育，二是保留了西南财经大学高校教师的体制内身份。即便是我自认为是人生顶峰的在民办高校的工作，也在这十年中我先后担任了三个学院的院长，这种比较频繁的变换除了一些客观原因外，其实更主要的是担任一个学校两三年的院长，我便认为在当时条件下能够做和可以做的事情好像我已经完成了，对自已的吸引力已不大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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