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份经过两年的兵团上山下乡,我弟弟有了探亲假回家来了。个头长高了,都有点快认不出来了。我带着他去听章百家拉琴,没碰到。听了他妹妹，解放军艺术学院还没毕业的章小颖拉。虽然比不上章百家,但我弟弟听了也觉得非常好听。一天弟弟突然对我说：“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比以前有学问了”。是不是这就是苏东坡说的“粗僧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做为一个农民,这近一年的学习对我造成的气质变化他竟然察觉到了。苏东坡这话应当是说的他自己,想不到在我这个后人身上也应验了。我后来到美国先去一所大学里做访问学者。和一个“台湾大学”的博士生一个办公室。他一见面就让我谈谈对中国和台湾关係的看法。我简要的谈了我的几点认识.话音刚落他就说咱俩交个朋友吧。看来从我的谈吐中，他知道我不是个草包,是有思想有深度的,值得交往.我夫人在众多的追求者中间,最终选了我.是不是聪慧的她也从我身上感觉出了点什么,真是“书中自有颜如玉”呀.书读好了,不愁找不着好老婆.你有知识,说话讲得出道理有深度,女孩子就会喜欢。
一个星期天上午,北京下了小雪.下午的时候我坐在家中的写字台前,从窗中看见我哥哥走进了院中的二道门,他也回家探亲来了.两年了父亲的三个儿子都回来了,父亲非常高兴。我哥哥刚放下手提包，他就兴冲冲领着我们哥三到北海公园赏雪游玩。家中的四个男人又聚在一起了。雪后最适合逆光摄影，光线柔和表情自然，我们拍了几张非常好的作品，玩的非常愉快。不知道的是,这是我哥哥和弟弟健康无事的最后一年,再回兵团一个病一个伤。
我父亲的精神状态已经非常好。他坚信自己无愧于祖国和人民，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至于在劳改队劳改.与在国民党监狱中的同志和战友比,那算不了什么。让我父亲不安的是他不能为国家做工作。父亲给已经解放恢复工作的章文晋写了封信,让我送到他家.是交给他的夫人张颖。她也解放了,仍然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他们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在总理直接领导的外交部工作，早早就平反被解放了。信中有一句话,我父亲说他“现在还是想做一点事情”。 他一个老清华的,空有一身报国志,每天却只能扫楼道擦厕所,真是心有不甘。对父亲的心情我后来理解的也很深了。刚到美国时我夫人还有一年才能博士毕业，我在达拉斯等着她.进入了一家为半导体芯片产业无尘车间,生产制造机械人、自动设备的公司,供给德州仪器公司（TI) 等世界各国的芯片公司使用.刚刚主持研发生产出一台样机,在加州半导体世界博览会上推销,受到顾客的好评,一家日本公司当场订购三台,每台4万美元.刚要接手第二个项目,我夫人博士毕业有了几个大学教书的机会。她选择了康州的大学,这里有耶鲁大学,还有很多像美国联合技术公司（UTC)这样大的制造公司。她觉得对我和孩子将来的发展很有利。事情的发展果然如此，我儿子本科考上了离家只有30分钟车程的耶鲁大学.而我进入了世界上三个最大的飞机发动机公司之一.离开达拉斯,我痛快的辞职,本以为到康州凭我的本事很容易找到事情做.但正赶上美国经济萧条,有半年多都闲在家里没事干.夜里经常梦见我仍然在达拉斯的公司里工作,正和同事们研发新的机械人,这就是一个人渴望工作的心情。做梦都想干活。
天慢慢暖和了,我在家里待不住了.我们是“国民党军官”的家庭,是重点管理的对象.派出所的民警和街道上的干部开始到家里,催促我不要赖在北京,快回东北农村,老老实实去接爱贫下中再教有.我也不好跟他讲我在农村干的可比他们干的好多了,而自己在北京又干了什么.只是简单的告诉他们,东北的春天还没到,到时我肯定会回去。一次警察来差点出事,我正在屋里用留声机听西方古典音乐,突然从窗户里看见警察已经到了二道门,立刻跳起身来,快速的把桌上的唱片一股脑儿全塞进抽屉里。警察进来什么也没看到。如果让警察看到“国民党军官”的子弟不听八个样板戏,竟然在听西方资产阶级的音乐，又不知道会生出什么事来。
一生难得的宝贵学习时期就要结束了,我到北京图书馆还掉了桌上二大摞我借的书籍,交回了属于我的桌子.真怀念在这里度过的时光.这里真是知识的宝库。为了尽情的享受在北京的生活，直到离开北京的最后一天,我也一点都不想回东北的事情。就是在最后一天临上火车前的几个小时,才开始收拾行装。脱下了我在北京从里到外穿的全套衣服,又换上了箱子里用敌敌畏熏了一冬的服装,当然没有洗过.提着一个手提包独自到北京火车站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新的一年繁重的农业劳动又开始了,重复着去年的一切.区别是我们已经成了老农民,活计都可以拿得起来,每天挣的工分也和老乡一样了.头一年和老乡一样在田间劳动,活并没少干,但只能一掙一半的工分。我们插队是为了锻炼不是为了挣钱,所以并不在乎.
1970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发布了26号文件.这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转发国家计委军代表,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主要是两年来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出现一些问题，如四川各县都有打死知识青年的事件.严重影响了知识青年在农村扎根。更会影响后续的青年继续上山下乡。文件中规定国家拨给下乡知识青年的建房材料不准挪用，凡是强奸下乡女青年的都要依法严惩，对女青年进行逼婚诱婚的要坚决进行批判斗争,干部利用职权为非作歹,殴打知识青年的要撤职查办。包庇怂恿违法犯罪分子的要给予严格的纪律处分。要正确对待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不要歧视他们，这后一条是针对我们这种人的。
实际上农村的老乡，并不存在歧视文革中被打倒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子女的问题。农民是善良的,都是只看本人,不在乎你的父母是干什么的.发生问题都是有政治背景的。一个典型的事例,是贺龙元帅的女儿贺又明和几个老同志的子女,一起到陕北插队落户。一个深夜里，一伙人如狼似虎地冲进了她们住的地方，一把扑灭了油灯，然后拳脚棍棒,劈头盖脸地一顿打。有的人被打得伤势很重，贺又明的髋骨也被打伤了。腰上留下了永久的伤病。这当然不是当地老乡干的,有政治的背景.
贺龙被打倒之后,林彪和四人帮指使手下,到处搜捕他的子女。我姐姐的清华同学贺鹏飞和大妹贺晓明把小妹妹贺又明藏在一个老同志家里，两个人连夜逃出了北京，改名换姓，在一条往返津沪的货船上劳动。后来还是周总理派人找到了他们，送回了学校。一九六七年十月，贺鹏飞患了重病，无法就医。后来，由于陈毅元师仗义执言，才把他送进医院,病还没好,公安部长谢富治,就在“企图外逃”的罪名下，把贺鹏飞、贺又明和许多老同志的子女一起送进“少年管教所”,关押审讯近半年.之后直接把贺又明等人送到了陜北农村。竞然还不放过,组织人黑夜到村里暴打。贺又明文化革命以后,担任了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执行会长,他哥哥贺鹏飞是北京四中的学生,要考清华没考上.那时清华大学对于副总理以上的领导干部有一个特殊的照顾,可以到清华附中高三重读一年.再没考上就没机会了.贺鹏飞在清华附中高三又学习一年之后,凭自己的分数考上了清华.这也是很正常的,和我姐姐这样世代书香门地的子女相比,这些部队干部的小孩,确实在考试中吃点亏.文化革命以后贺鹏飞担任海军副司令员,中将军衔.那个文化革命中做尽坏事的谢富治,最后被从八宝山革命公墓中清除.
林彪在获得主席给的大权之后,是一定不会放过贺龙的.在他眼里贺龙是最危险的竞争者,唯一能替換他的人.五九年彭德怀因为给中央写信,批评58年大跃进的左倾错误,被打成反党军事俱乐部.主席征求意见寻找接替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的人选.刘伯承提了贺龙.最终主席选了林彪.林彪对此恨之入骨.但刘伯承不仅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家,也是个高明的政治家.解放战争一结束,不用别人“杯酒释兵权”.自己就把部队全都交出去了。只做一个军事学院的院长。与人无争与事无求。以后又长期养病，对林彪没形成真正的威胁。贺龙就不同了,林彪主持军委之后,因为身体原因,退下休养,主席让贺龙暂代林彪主持军委工作。贺龙干的风声水起，总参谋长罗瑞卿是主席的爱将，本来是林彪提议担任总长的。看到在贺龙主持军委工作时期,与贺龙关系密切。毫不留情的要求主席拿掉罗瑞卿。为了得到军队的支持搞文化革命，主席忍痛割爱。林彪确实是一个很优秀的军事家,但在政治斗争上要比刘伯承幼稚太多了。不懂得“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的道理.如果林彪在军队最重要的岗位上,留下了像罗瑞卿这样重要的主席的人,在以后的政治斗争中主席就会对军队放心多了,不至于对林彪产生那么多猜疑和戒备,以至发展到最后不可调合的权力争斗,败北而折戢温都尔汉。而整死贺龙,事情确实做绝了。主席跟前没有了有能力抗衡林彪的军人,自己把自己置于了危险的境地。大家都没了,自己独大,就成了别人的威胁,日子就不好过了。
文化革命一开始主席的目标是打到刘少奇而林彪的目标就是打到贺龙。主席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和执行自己的政治路线,林彪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的权力。造谣、诬陷、组织造反派揪斗贺龙。为了保护贺龙，总理把他接到了中南海,但在中南海也受到了造反派的威胁。总理把贺龙安排到了西山秘密的地方保护起来，说“秋后我接你回来”.但在林彪的不断活动下,主席最终同意对贺龙进行立案审查。总理就再也不能插手贺龙的事情了。林彪接手了贺龙的事情之后,开始了肉体消灭的步伐,要置其于死地,而绝后患。先是借口供水系统有问题，每天只给一点水，但同时战士们却在大量用水。为了解渴,贺龙和夫人薛明只能在下雨的时候去接雨水.往回抬水时摔倒,十多天不能下床。同时减掉了饭食,使贺龙长期处于饥饿状态。缺水挨饿对于糖尿病人是至命的。又换掉了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医生。给新的医生的指示是治疗要服从政治斗争，开始了反治疗。首先减少了必要的药物，出现症状时，点滴葡萄糖反向治疗。终于达到罪恶的目的，贺龙病死在部队医院。林彪叛逃身亡后，为了重新从林彪控制的手中夺回军队的控制权，主席重新启用非四野的军队干部。对于二方面军的贺龙，主席终于认识到贺龙的问题恐怕搞错了。总理趁机要求解放一批被林彪打倒的其他野战军的高级将领。每个人的解放都受到中央文革的阻挠。但短短的一年时间，还是平反解放了175位将军。七四年中央下通知为贺龙平凡，开了追悼会。但通知中仍说审查贺龙的问题是必要的，贺龙是因病逝世。在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政治斗争中,仍然叫嚣给贺龙平反是用死人压活人。直到文化革命结束后，在贺龙夫人薛明一再向中央要求，给胡耀邦写信，最后终于为贺龙彻底平凡。撤销了七四年的通知。明确“贺龙是文化革命中被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诬陷迫害致死。…被关押期间林彪、江青一伙对他在生活上百般虐待,在精神和肉体上摧残折磨,在医疗上横加限制、拖延…在贺龙同志病情恶化后…不但不采取应有的抢救措施，反而使用了促使其病情恶化的卑劣手段，致使贺龙同志于1969年6月9日含冤逝世。中央决定撤销中发20号，中发71号文件，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凡昭雪，恢复名誉。对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强加给贺龙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予以推倒；同时为受贺龙同志冤案株连的所有同志彻底平凡,消除影响”。
医生是治病救人的,要有起码的人道主义精神。“治病要服从政治斗争的需要”,这是何其毒也。但这在文化革命中并不是个案。后来我夫人跟我讲了岳母的遭遇，文化革命中岳母得了腹膜结核,也是不给药。只能按中医说的吃整蝎子。我夫人的妹妹在南口工厂,为岳母搞蝎子。最后是在美国的哥哥李卓荦，抗日战争中曾给总理做过手术,为岳母开了药.通过香港辗转寄到国内上海亲戚手里,再寄到北京二姨妈家，由我夫人的表姐送到家里。岳母才终于挺过了文化革命。
对上山下乡的可教育好子女的斗争,实际上是对其父母斗争的继续和扩展.而这种打击一定是直接的和整父母的人有关。我们在东北，有可能因为离北京较远,天高皇帝远,县里基本上没有发生重大恶性事件 。在我们集体戸,仅仅是吴法宪让空军党委办公室,派人来调查黄友森的表现,被公社用好话堵回去了.
在我们相邻的公社有一个北京女知青叫陈小云.她是廖末沙的女儿,是文化革命中的大案“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未沙中的廖未沙.在插队整个过程中也没有出什么大事。她曾和户里的同学卢琴一起到过我们户。我们杀了鸡,用我们分到的白面,我亲手擀面切面条,煮了一锅鲜美的鸡汤面。后来我去与镇莱相连的黑龙江泰来县医院看病,又碰到了陈小云。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和她聊了一个下午.那是我第一次和女生聊这么长时间.以后我在吉林工大上学,她从北京回集体戸时,绕道长春。我们几个,包括我夫人，从镇莱县上学的北京知识青年聚会了一次。因为接触时间还太短,我不太知道她的能力。以后才知道她的能量很大,四处奔走,上下推动,为她的父亲平反昭雪花了大力气,起到了大作用.廖未沙终于在文化革命结束3年后,在1979年获得解放。也许考虑到他的身体,改做了北京市政协副主席。
奸汚上山下乡女知识青年,是上山下乡运动中最让人痛恨,最恶劣、也是影响最坏的事件。在农村虽然也有，但不多。最主要发生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内蒙建设兵团和云南建设兵团。主要是青春亮丽的城市女青年来到边疆,实行的是准军事管理,都很听话,容易摆布.那些女孩子见到了参加过革命战争的军人,又有崇拜心理。那些兵团的军人主要是有权的部队干部,趁机利用职权诱奸和强奸了许多城市女知识青年。中央26号文件下发后,各地兵团并没有执行依法严惩的规定。造成此风越演越烈.黑龙江、内蒙和云南三地生产建设兵团被奸污的女青年都分别达到了几百人之多。直到73年,已是天怒人怨,中央不得不“乱世用重典,沉疴下猛药”。直接派代表到各个兵团,监管公审处决了一大批犯案的军官。才初步刹住了奸污女知青之风。
我只讲讲我所知道的,我哥哥弟弟所在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事情。知识青年到了北大荒都想继续学习、想进步、想入团入党，都积极靠近组织，靠近领导，要完成领导交给的任何任务。领导找青年谈话哪一个不愿意，都想主动接近领导。尤其是现役军人,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更是让青年特别是女青年们崇拜。兵团2师16团团长黄硕田,抗美援朝立过功,被主席接见过还和主席照过相。和青年说起此事时,眼睛闪着泪花,被青年们崇拜的五体投地.和参谋长李耀东利用这样的有利条件,先后奸污女知青100多名。一名己提拔为副连长的北京女知青再也不能容忍,将兵团的这种情况写信告诉了自己任某部副部长的父亲。将此情况捅到了中央。叶剑英得知黑龙江案后,拍案而起,性烈如火的他大发雷霆，表示对这些伤害知青的“混蛋”要严厉处置,杀一儆百。杀意已出。但兵团仍然包庇从轻处置,只将二人撤职，到下面连队参加劳动。这次中央绝不想放过，命农林部部长沙风带人直奔佳木斯兵团司令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属军队和王震为部长的农垦部双重领导。文化革命改为农林部，沙风取代王震任部长。沙风是原装甲兵副司令,现在也是兵团的直接领导。兵团司令亲自带队迎接,佳木斯市领导随后。见到沙部长,司令鼓掌欢迎,但沙沉着脸只问了一句话：“16团的团长、参谋长处理了吗？”司令一愣赶忙说”正在处理,正在处理”.沙不去兵团,直接上了佳木斯市委的车,并通知兵团的车不要跟着。在宾馆召集市委开会。晚上兵团准备丰富晚餐,有鹿唇、熊掌、马哈鱼、猴头、野山参、炖乌鸡…。沙让全部撤去,只吃部长级的四菜一汤。兵团明白中央已非常不满。当晚兵团司令紧急召开会议,讨论16团团长和参谋长如何处理。此时没有一个人再敢说有功劳的老同志，改了错就行。都知道过去处理太轻了,不动真格的,这回过不了中央这一关。再出错,兵团领导都可能大改组。最后一致决定公审枪决。向沙风部长汇报,沙并不表态,只是一遍又一遍的传达此次中央的精神。当夜整个兵团司令部、2师师部、16团团部彻夜未眠。派人盯着团长和参谋长的动静，派武装军人在团部第一中学操场布置了公审大会会场,在日伪时期遗弃的飞机场布置了临时刑场。第二天早8点半，吉普车到达团长劳动的连队,他还在打扑克。车上人下来告诉团长,接他回团部开重要会议,团长心情大爽,认为自己的事过去了.到团部从车上看到有许多武装战士，问道：“要打仗了吧,看来我这团长打仗时还是要用我的”。看到了从另一个车上下来的参谋长,愉快的打了招呼。走进团部一下愣住,9点钟的上午,团部的桌上却摆上了丰盛的饭菜和三大碗酒.屋里看不见其他的来开会的团干部,只有团政委一人和武装的战士.政委从椅子上站起来平淡的说道：“吃吧,坐下吃吧,你我共事一回,吃完我送你们”.心里全明白了,这是行刑前的送行酒。团长发出了最后的呐喊,瞪着眼晴狠狠问道：“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吗？”.没想到,政委却无可奈何的点了点头。终于明白这不是兵团的决定,已经通天了.自己功不抵罪,没有免死金牌。谁也救不了了.三口两口几乎没嚼吃完最后一顿饭,喝干了碗中的酒。政委含泪端起碗只喝了一口,放下碗低声说了句我还有事,走出团部,几个战士一拥而上,五花大绑，在其脖子上打了一针。参谋长则是一进屋就瘫了,一声没吭,即没吃也沒喝。但战士上来时,却突然发做拼命挣扎,被制服五花大绑也打了一针。双双押赴公审会場,就地枪决。10年后军事法庭重审此案,结论是量刑过重。
杀戒一开,其它都遵循此例.几个月以后秋季麦收刚结束,在赵光又举行了一次万人公审枪决大会。枪毙了四个奸汚女知青的罪犯。公布罪行、宣判罪名、给死去的知青平反昭雪,恢复了她们的名誉,还给她们的清白。这次大会参加的有中央军委的特派员，沈阳军区和兵团的领导。处决的是一师二团副团长、参谋长、保卫股股长和一个连长。参谋长是主犯,在原来部队就因为作风问题受过处分、降过级.陪副团长去连队视查,看上一个上海女知青,借团招待所缺服务员的理由,把她调到招待所。副团长家属没随军,夫人没在跟前,被参谋长拉下水。先后从基层连队抽掉二十多女知青,有北京、上海、天津的.在招待所上班,每天任意揉躏。保卫股股长是招待所的主管,也成一伙。一次下连队看上了一个北京姑娘林娟，调到招待所,不从,结果被强奸、轮奸,直致折磨至死。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3年,大张旗鼓的处决罪犯,震撼了整个兵团,刹住了奸污女知识青年的恶风,之后基本上再没有人敢以身试法。文化革命后知识青年大返城.要在各级部门办理各种手续。有要钱要物的,但没有敢要色的。虽然后来军事法庭认为判刑过重，但我认为杀的对，杀的好，这几个人的死,死得其所,就是有点晚了。他们的被处决,保护了广大女知识青年的安全。用文化革命的语言，可以说他们从反面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云南建设兵团被奸汚的女青年比黑龙江兵团还多,更有超过一千名男知青被吊打。其中有我夫人清华从小一起长大的刘红阳,造成一生的阴影。网上有一个广西网名程明的博士,自述文化革命中曾被吊打,不知是不是也在云南建设兵团.我夫人后来一直感谢父亲的开导,她这个人不适合去兵团。要真去了，以她的容颜和刚强的性格,不知会出什么事.
县里为了落实中央26号文件,往各公社派了工作小组,到各集体户走访、调查、帮助知识青年.我们公社来了个县商业局的干部,加上公社的一个干部,需要一个知识青年的代表,选中了我.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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