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第十四篇 江山易改 秉性难移—我的“城南纪事”
新来的系领导曾老师原来我不认识，来了之后有了交往交流，从我的角度来看感觉还可以，性格上显然是个比较耿直的人快言快语，第一次见面他就给我讲了他很明白在经济信息管理系数学和计算机这两个专业的重要性，他明确的说恰恰这两方面是他的短板，他希望得到我包括系上所有理工科老师们的支持和帮助。从专业理解的角度讲，因为我自从到了四川财经学院之后所做的科研工作都是用数学方法来处理经济管理中的各类问题，过程中我深知如果不了解你所研究那个经济管理问题的定性背景，再好的数学方法也派不上用场，所以从专业上我对曾老师还是比较认同，对学校关于系领导班子的安排还是觉得比较合适的。但正因为曾老师和明老师两个人都是那种性格，所以在经济信息管理系正式成立之后两个人的工作矛盾逐渐表现出来并且日益加深，这使得我们老师比较为难感到很不好处，我那个时候已经和江老师一起在负责经济信息管理系的经济数学教研室，作为一个系的二级机构和基础的教学单位的负责人就感到更为难更不好处。因为系领导之间的矛盾所带来的不和谐持续了一年多，最后的结果显然是不言而喻的，学校最后把两位系领导都调离了经济信息管理系，另起炉灶建立了新的领导班子。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多次劝过明老师，谁负主要责任无所谓的，可能这是我一贯处事的态度，我确实很不愿意为一些职位上的东西很认真，只要工作环境自由度大就行了，但可能明老师不是这样想的，我也很能理解明老师的想法，经济信息管理系是一个理工科专业应该由有理工科背景的人来主导，这一点我也认同，但是学校既然做了这样的安排我还是觉得就退而求次不必太较真。我主张他们两位领导和为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曾老师除了表示了他自己非理工专业的短板外，也多次向我表达了愿意和明老师一超共同办好经济信息系的愿望，当然也不排除因为他知道我和明老师关系密切情感上可能会倾向于明老师一些才刻意这样说的，但他既然说了就在明处表达他应该这样做，我其实还是把曾老师这个意思转达给了明老师，当然初衷还是希望两个人的矛盾和纷争就此打住，但最终事与愿违出现了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对哪一方都没有好处的结果。
说到这位曾老师的耿直还可以提到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前边记叙到我到学校图书馆借阅图书时认识到的一位后来成为我们教研室同事的刘老师，因为经济信息管理系成立不久，有一天曾老师专门找到我问我这位刘老师可不可以到我们系上来讲授数学？其实当初在基础部数学教研室时，对于当时否定了这位刘老师来上数学课我就有些不以为然，一则是“数理不分家”，四川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数学基础不会差，再则就是我们是财经院校所要讲授的经济数学课程难度是不大的，所以我给曾老师说应该是可以的，其实我们教研室的其他老师特别是江老师也是这个观点，拿来说刘老师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到经济信息管理系来了。但还是有点时间了没有动静，后来曾老师又一次找到了我问我能不能够在调动报告上以教研室负责人的身份签个意见，这使我感到很诧异，因为这个意见按惯例应该是由江老师莶的，我其实以为是早就签了，但后来曾老师告诉我对刘老师调入我们教研室江老师是没有意见的，只是在签字事宜江老师向他建议由我来签字为好，我对江老师的秉性和习惯因为我们两人关系极好所以十分了解，以他行事的惯有风格这个字他一定会让我来签的，江老师是个好人但一般不愿意承担过多的事，既然事情都是这样了我也能理解江老师的意思，我也就毫不犹豫的把字签了。
经济信息管理系成立之后那几年我在教学科研上成绩都很显著，教学上因为经济信息管理系的数学老师人数还是偏多，仅仅本系的课程是不够安排的，所以我们与基础部数学教研室协调好了除了也是数学基础要求较高的统计系的数学课程由我们上之外，又让我们上外语系法学系这些纯粹的文科班的经济数学课程，这实际上增大了教学的难度，基于很多原因这类课程多数都是由我去讲授的，特别是后来学校又专门招了几届西藏班，数学课程的教学难度就更大了，这种难度很大的课程基本上都是由江老师和我去承担的。当然中间也发生过一些意外的事，我们安排去给统计系上课的老师，不知道什么原因师生之间关系没有协调好学生反应较大，统计系的教学秘书朱老师是我的邻居相互很熟悉，有一天她突然在阳台上叫住我说，许老师你给我们安排的什么老师来上课哦，学生反应很大你快调整一下吧。我很惊诧的去听了一下课，在我看来通过改进也是可以的，但为了对今后工作不至于产生影响，我还是主动调整自己去统计系上课了。也就是在这几年，我给学校的研究生开出了好几门公共基础课，有《模糊数学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经济管理的不确定性及其数学处理方法》、《自然语言的数学描述》、《目标规划》以及《经济管理中的数学规划方法》等课程，受到了研究生们的欢迎和好评。
科研上继完成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司的国家级课题《货币流通必要发行量发行的数学模型》后，我又承担了保险总公司的国家级课题《保险业研究》的子课题《保险总准备金适度规模研究》，在完成子课题的基础上，撰写了专著《保险费计算的理论和应用》。同时完成并出版了《模糊数学及其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经济管理中的数学规划最优化方法》、《目标管理与目标规划》等专著，还担任主编编写并出版了好几套财经院校不同层次学生的经济数学教材，包括财经院校一般本科专业和专科教材各一套，财经院校理工科专业本科教材一套，这些教材一套都有四至五册，覆盖了经济数学中《数学分析》、《微积分》、《高等代数》、《线性代数》、《运筹学》、《线性规划》及《概率能及数理统计》的内容，同时还在《金融研究》、《经济预测科学》、《财经科学》等期刊上发表了不少论文。
在全力以赴的完成这些教学科研成果时，那几年中发生的一些事情也让我的人生价值观念逐渐展示和表现了出来，其中比较重要和典型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是西南财经大学在1988年秋季学期举行的一次破格提拔副教授的打擂活动。当年的西南财经大学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不同于象四川大学那种学校有比较好的教学科研梯队，在西南财经大学当年的教学科研主力就是我们这批或者是毕业留校或者是从外校分来的七七、七八级老师，如同我在上边记叙的一样我们这批老师们在学校的教学科研上成绩都很突出，但论资排辈的观念以及按部就班评职称的程序，使这批实质上是学校教学科研主力的老师们与高级职称无缘。学校领导也很了解这种情况。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决定拿出四个副教授名额让这批青年教师们打擂破格选拨，我因为教学科研成绩突出和卓越，自然众望所瞩的让大家觉得我应该是这四个名额中的一位，但最后的结果却很戏剧性的开了个玩笑，我和后来担任了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的一位经济系的教学科研也很优秀的青年教师以并列排名第五的名次与那四个指标无缘，这使大家很意外我也很失望，当时打擂所制定的程序所导致的结果是不可改变的，校方似乎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庚即任命我在学校科研处和那位老师在经济系担任了处级职务，这种多少有点弥补味道的委婉做法我虽然能理解也能接受，但在心中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想法的，正好几乎是在我们打擂的同时，我在成都七中的好友来邀约我到他大学学弟的公司中兼职做经济顾问，这最终导致了我在二年之后辞掉了科研处的处级职务，做了西南财经大学专职教师和校外一些民营公司兼职管理者，用当年比较时髦的话来说我是有一半下海了。
事后多年我曾经回头来认真思考过，如果当年没有打擂的偶然使我被评上了副教授，往后我会怎么样选择和发展呢？我仔细的审视了自己，我认为即便当年我评上了高级职称，我也不会安分守己的不受当年特别诱人的外界诱惑，当80年代末90年代初市场经济开始发展时，我一定会以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参与进去，因为在我的骨子里就是一个在精神层面喜欢挑战性的人，同时在物质方面我又是一个很现实的人，这两点决定了不管当年那场打擂活动的结果如何我都会走向市场经济一试深浅的。客观的说当年如果中规中矩的在西南财经大学发展，以当年我在教学科研的工作成就和其他多种因素，最终做到西南财经大学的副校长是有可能的，但这好像不是我想要的，更是我那颗追求自由的心不需要的，精神层面物质层面以及个人价值取向都会推动我走向我自己认为该走的方向。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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