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第十三篇 书山有径 学海无涯——我的“大学”
在“怀疑一切”和“造反有理”思维指导下，红卫兵成都部队从成立一开始内部的分歧就开始酝酿，并且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与造反派逐渐占了上风而扩大，就是在一个学校的红卫兵内部分歧也是经常存在并且经常争斗的。1966年11月13日红卫兵成都部队在人民南路广场举行批斗西南局省市委走资派大会，红卫兵川大支队也就是“川大八·二六”中的一部分更为偏激的人冲击并且最终搅散了这个批斗大会，这样红卫兵成都部队内部两派的争斗便被摆上了光天化日的桌面之上。“11.13”大会之后，不仅“川大八·二六”也就是红卫兵成都部队川大支队开始逐渐脱离红卫兵成都部队，就是在“川大八·二六”内部，又有一只最后取名为“11.13战斗队”异军突起，他们不仅指责红卫兵成都部队太右了，也指责“川大八·二六”也很右，自诩为左派的这支“11·13战斗队”，一直被成都地区的造反派门看作是极左。
两派的纷争一方面扩大到整个社会上，比如两派分别有了自己的工人阶级后盾队伍，支持“川大八·二六”的叫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而支持红卫兵成都部队的主要是由东郊的产业工人所组成的红卫东。另一方面这种分歧也迅速的扩大到各个学校，各个学校都有了两派的成员或者分支机构，在成都七中最早签署第一张斗争矛头指向当权派大字报的四位同学，观点也发生了分歧，刘仁清与他班上的另一位同学赞同“川大八·二六”的观点，我与后来成为红卫兵成都部队七中支队负责人的龙向东同学赞同红卫兵成都部队的观点。到了1966年十二月，这种分歧公开化了，“七毛”整体的成为了八二六派在七中的代表，而当时红卫兵成都部队七中支队还没有正规活动，于是我只好又回到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与成电东方红的大学生们一起进行文化大革命。
整个12月份两派的争斗主要是舆论上的，我与一批成电东方红的大学生住进了四川省文联，工作是每天与八二六派争夺位于红星路上的《四川日报》与位于庆云南街的《成都晚报》。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确实是很戏剧性也很搞笑的，好在这种戏剧性它是有序的，当时的《四川日报》与《成都晚报》都已被造反派夺权，这两个报纸的内部也都分成了红成和826两大派，于是奇怪的事情出现了，当年的那段时间，每天的《四川日报》与《成都晚报》发行到社会上的都是两份，一份是红成派编辑印刷发行的，另一份是八二六派编辑印刷发行的，观点自然迥然不同。报社特别是印刷机械只有一个，这种情况是怎么出现的呢？那就是轮流占领，轮流编辑印刷发行，这之中也许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我们当时住在四川省文联，有一个编辑班子在组织第二天的报纸内容，同时设计今天占据报社的方案。当时每天下午4:00左右，红卫兵成都部队各个支队就有很多成员聚集在红星路和庆云南街那一片，时间一到学生们便蜂湧攻入报社，报社里边的红成派也做内应，大家齐心合力把报社中的826的学生赶出去，因为这一天826派的报纸已经印刷完毕并且运出了报社，所以几乎没有更多的冲突826的人也就退出了报社。我们一进入报社，便在报社红成派员工的支持和帮助下，迅速的启动报纸印刷编辑发行机制，抓紧制作红成派第二天要发行的报纸，而大量的学生便在报社周围组成一道人墙，保护报社里边的人抓紧时间编辑印刷报纸。到第2天凌晨4:00左右，我们的报纸也基本印刷完了并运出了报社发行，这时826派的人开始在报社周围聚集并向报社攻击，我们因为报纸已经印刷发行完毕，也不与他们发生冲突就退出了报社，有较长的一段时间周而复始天天如此，我当时的具体工作就是在报纸的排版和印刷上做编辑和工人们的桥梁，尽力让两者之间无障碍的畅通。
进入1967年1月。整个大江南北向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夺权的一月风暴开始了，造反派们在忙于夺权的同时，一个新的斗争矛头开始酝酿和执行，那就是由北京红卫兵带来的新信息：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路道的当权派。在这个问题上八二六派显得要激进些，一个很重要的表现是在1967年的2月上旬八二六派的红卫兵进入了成都军区，并在那里开始了静坐绝食，“七毛”有不少同学参加了这个活动。风云转换的很快也很突然，2月17日成都上空出现了铺天盖地空投的传单，直接宣传揪军队一小撮冲击成都军区是反革命行动，整个形势逆转直下，各个学校的红卫兵都只好退回到自己学校中去，部队也开始了行动，有的地方以“镇压反革命”为名开始抓捕人，当然主要是社会上的工人和市民，对学生还是网开一面的，但时不时有部队的军人光临，对红卫兵成都部队派的学生还比较客气，但对比较偏激的八二六派的学生为难的味道与打压就很多了。
“七毛”退回七中后，因为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关系，我与刘仁清刘正富一起回到了七中，在“二月镇反”的口号下，七中毗邻的空指7237部队就不断的派人到“七毛”来理抹揪军内一小撮的各种事态与情况，特别是要了解去成都军区静坐绝食的情况。我因为是红成观点特别是没有去成都军区静坐示威，为了方便些特别是不要出偶然的纰漏，每次7237部队的官兵来时，都是由我出面应对，我告诉部队的解放军我没有去过成都军区静坐绝食，当前是我在负责“七毛”事务，让他们有什么事尽管找我。从2月17日开始到3月底，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八二六派在各个学校的组织机构的旗帜锣鼓广播等宣传器材都被军方没收，成都七中“七毛”的情况稍好一点，没有被没收东西。
几乎又是一个难过的40多天，似乎又有学生在等待反革命学生的罪名降临，好不容易到了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坚决支持革命小将”的社论，形势又迅速的明朗和好转起来。整个1967年的4月份形势都是错综复杂的，在“二月镇反”中嚣张一时的保守派组织产业军，仍在成都市区顽抗，部队虽然退出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但明里暗里仍然支持着他们。这时我和刘仁清商量，是不是在城区弄一个广播站，宣传粉碎“二月逆流”与“二月镇反”，同时扩大对“七毛”的宣传。于是我带着几个“七毛”的同学奔赴人民南路的百货大楼，其中也包括前面谈到的与我同班的好友陈大沛同学，在陈大沛在百货公司旁边五金公司工作的哥哥支持和帮助下，我们迅速的在面对人民南路广场的百货大楼的最高点建立起一个广播站。因为这个广播站位置特别好，广播的内容主要是当时大家都很关心的北京粉碎“二月逆流”的综合消息，很受市民欢迎也引起了产业军的恐惧，产业军曾夜袭广播站抢走了我们的广播器材。
随着形势向纵深发展，造反派的力量和声势一天天在恢复和增长，随着5月7日发生在132厂的枪击事件，产业军迅即土崩瓦解，城区又逐渐的被造反派所控制。应该说4月份逐渐出现的这种造反派的大好形势，是红成和八二六两大派不计前嫌合作对接的结果，令人感到遗憾的是造反派逐渐控制了局势，两派的分歧又重新被提起并逐步明朗化。这时“七毛”内部有人提出由我这个红成派的人掌握着百货大楼影响很大的广播站是不妥当的，为了不使好友刘仁清等同学为难，我主动表示退出这个广播站，记得走的那一天刘仁清还急匆匆的赶到广播站挽留我，但两派的重新分裂已成大势，我也和陈大沛同学等离开了工作了一个多月的百货大楼广播站。
其实我离开百货大楼广播站，并不是简单的完全是为了二大派纷争，在我的心目和观念中，两大派分歧是兄弟之争，如同我与刘仁清同学虽属不同观点，但始终是至交与朋友。离开百货大楼的广播站也不仅仅是为了与“七毛”中对我主持广播站工作有意见的一些同学赌气，其实从观点的客观存在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两派大规模分裂在即，我一个红成派的人掌握着八二六派在市区很有影响的广播站也确有不妥之处。那最根本的是为了什么呢？最根本的原因是通过从2月17号开始的“二月镇反”，到4月1号“坚决支持革命小将”的人民日报社论，直至5月份形势的急剧逆转造反派再度掌权，这种戏剧般的变化给我带来了一些疑惑，总感到这种反反复复走马灯时的变化，其内在总是有原因不会那么简单的，我想去思考和探索它的原因，解除心中挥之不走困惑，简单的讲就是想做一个明白人，而不愿意不明就里的成为一场戏的角色甚至棋子。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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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去思考和探索它的原因，解除心中挥之不走困惑，简单的讲就是想做一个明白人，而不愿意不明就里的成为一场戏的角色甚至棋子。”————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