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第十三篇 书山有径 学海无涯——我的“大学”
从百货大楼广播站出来后，我有了一段时间的宁静，当然伴随的还有淡泊，我这个老造反派突然从纷争的两派中超脱出来了，没有哪一派的具体事务与我有关，用当时时髦的话说我成了“逍遥派”。人可以空闲下来，思维是停不下来的，从2月17日开始的这几个月的风风雨雨，表面现象似乎很清楚，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支持的造反派从1月开始经历了夺权、被镇压、被平反到再掌权的螺旋过程，这几个月中我很忙碌但有时候闲暇之余也总在想这是为什么。后来得到的信息是被称作“二月逆流”的怀仁堂事件，一批资深军人包括老帅们上演了一台大闹怀仁堂，谭震林将军激动之下喊出了“老毛我跟了你几十年了，现在不跟了”的语言，其实这背后隐藏着整个局面应该还是毛主席掌控着的，从“二月逆流”被迅速粉碎还是表明毛主席控制局势力量的强大，但反复最终还是出现了，这让人不得不思考这是为什么。
当然，以当时能够了解到的情况以及年轻人的思维和判断，是不可能有一个比较合乎逻辑比较客观的结论的，困惑和迷茫也只好暂时留在脑中。但当时我至少已经有了一点感觉，就是不要太尽力的让自己在这场运动中陷得太深，好在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支撑了我这个想法，一是对于两大派的分歧与纷争，我没有兴趣去参加这种兄弟之争，心里边想着歇歇也好，二是自己的情况是当时我似乎哪边都靠不上边，“七毛”是八二六观点的，两派纷争一起我自然不能久留，至于红卫兵七中支队也就是“红毛七”从成立开始我就几乎没有介入过什么具体事务，因为家就住在工学院距成都七中不远，于是我就在家中真的当上了“逍遥派”，就像三年七中高中一样的成了走读生，时不时隔三差五的到学校中逛逛，逍遥派的身份使我与两派的同学都能聊聊。
六月份我和同班的一位刘姓女同学受蔡文彬之托，以红卫兵成都部队驻京联络员的身份前往北京，与一位早就在北京的成电东方红的大学生会合后组成了红卫兵成都部队北京联络站，同1966年9月那次到北京一样，我们仍然住在北京航空学院和北航红旗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几乎就是在这个时候成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返川不久的刘结挺张西庭两夫妇因为明显的偏向826派激怒了红卫兵成都部队，让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小将和支持他们的工人阶级组织红卫东呼出了“打倒刘结挺打倒张西庭”的口号。
而就是在这个时机北航红旗的人告诉我们，最近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到北航与韩爱晶会谈时，说毛主席现在希望文化大革命逐渐平静下来，特别强调现在不要再去喊打倒这个打倒那个了。联想到成都的局势，我们联络站多次与成都红成总部沟通无效后，三个人决定派我从北京返回成都当面汇报，要向总部强调刘结挺张西庭是中央成立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组的成员，不要轻易的呼出打倒他们的口号。但所有这些努力都无济于事，开弓没有回头箭，当我还在从北京返成都的火车上时，从成都步行上北京请愿告状的红卫兵成都部队的队伍已经到了广汉。
虽然我回到成都在设在西南民族学院的红成总部向石福全武陵江等红成负责人做了汇报，但也仅是个形式而不起作用。我留在了西南民族学院红成总部工作了约半个月，红卫兵成都部队七中支队也就是“红毛七”有人向红成总部反映我在“2.17”后曾为826派工作过，特别是四、五月份负责过826派在百货大楼的广播站，似乎不适宜在总部工作。历史有时候惊人的相似和重复，几个月前因为“七毛”中有人反映我是红成派，为了不使刘仁清等朋友为难我主动离开了百货大楼广播站，现在“红毛七”又有人反映我有826派嫌疑，也为了使总部的人不要为难，我再次选择了主动离开，再次回到家中当上了“逍遥派”。
其实主动选择离开也与上次的离开相仿，是那个我想探索的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这次在北京听到北航红旗转达的王力讲主席希望文化大革命逐渐平静下来，但全国客观的事实是因为各省都有两大派的纷争，事实上文化大革命比1966年下半年更如火如荼更激烈，都是造反派的两大派在各地都有斗争，整个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看来不可能像毛主席所想的那样逐渐平静下来。于是问题就来了，作为最高统帅的毛主席他是在如何掌控这场运动的喃，难道他没有力量让文化大革命逐渐平静下来吗，或者是他根本还不想这场大革命平静下来。所以离开红成总部回家当逍遥派对我思考这些问题也是一种较好的选择。
当时运动的形式还算正常，也就是比较文明，始终提倡和坚持十六条中明确的“要文斗不要武斗”，所以两派纷争相对还是比较和谐。我已经在前面回忆过，我在替我给邻居卓老师守家的时候在他的书架上翻到了一本《简明政治经济学》，逍遥派的日子，使我有时间来读读这本书，读这本书的时候是绝没有想到，二、三十年之后所读的这本书对我的工作会有那样意想不到的支持与帮助。因为有了这本书的基础，使我粗通了一些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和理论，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四川财经学院也就是今天的西南财经大学，上世纪80年代财经院校的经济管理教学与科研都是围绕着计划经济的，任何一科具体的部门经济专业，不管是工业经济、农业经济、财政、税收、会计、统计因为要为计划经济服务，其课程基础都是计划经济学与更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所以60年代当逍遥派时读的这本《简明政治经济学》对我在西南财经大学进行教学科研起到了很好的帮助作用。就是后来90年代逐渐进入了市场经济，但因为我们的市场经济不是真正的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双轨制的痕迹还是很深的，所以读的这本《简明政治经济学》对我90年代下海的一些工作还是有所帮助的。
但是文化大革命还在激烈的深入发展，七月份出现了一个“文攻武卫”的口号，我一听到这个口号就很纳闷，既然是文攻那又何来武卫，攻击你的人都是讲道理讲文化的，你用得着用武装把自己包裹起来防备吗？我预感到在这个口号之下，武斗会升级，果然，从七八月份开始先是钢枪棍棒武装自己，接着到了九十月份那就是公开的向解放军部队抢枪了。升级为武斗的文化大革命使在第一线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蒙受着风险和损失，在成都七中有“八·一O”和“1.20”的损伤，更有文汉生黄尚培同学失去宝贵的年轻生命，以及相当多的同学的受伤。
使我疑虑加深真正有所介意并决心做彻底的逍遥派是发生在武汉的“七·二O”事件以及紧跟其后的中央文革小组王力被打倒，反反复复的戏剧般的情节让人有所疑虑有所怀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像王力这样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几天前在武汉被保守派围攻，离开武汉回到北京时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但倾刻宣布被打倒。王力、关锋、戚本禹作为资深的造反派红卫兵大家都很熟悉和了解，他们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少壮派，在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有不可磨灭的功劳和作用，现在他们中的王力被打倒了，使人很不理解甚至有些莫名其妙，潜意识中有一种不祥的想法，那就是也许王力的作用发挥到头了。不管怎样想思绪是很烦乱的，加之两三个月中就两次被人误会，“七毛”中有人说我是红成的人，而“红毛七”中又有人说我与八二六派的“七毛”过往甚密，使人心灰意冷突然萌生出一种奇怪的念头，眼前所做的一切也就是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也许不是我想要的，换句话说我想要的东西不是它。
于是我回家逍遥了，从1967年的九十月份逍遥到第二年的二月份，也就是1968年春中央“三·一五”指示前才回到学校与“红毛七”的同学待在一起。几个月后，当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大军与解放军一起组成工宣队军宣队接管了各个大中学校，这时我才算是彻底明白了，作为红卫兵我们曾经风光过，但也仅仅是风光风光而已，千万别把自己当成一棵葱，有你无你其实是无关紧要的，毛主席不是早就说过“地球离开了任何人它仍然是要旋转的”吗？当然最终的归宿其实本质上是个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老三届六个年级数以千万计的中学生，在当年国民经济行将崩溃的时候。谁也没有能力在城镇中解决他们的就业，唯一能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办法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于是在1969年初当年红卫兵们变身为需要接受再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去到了农村，我也从那个时候开始了自己的知识青年生涯。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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