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第二十一篇 斯是陋室 惟吾德馨——我生涯中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
高中三年中有一件事情对我后来人生的启迪和影响都很大，那就是当学生干部做社会工作。高一的第一学期我在班上担任团支部书记，第二学期就被选为团委委员承担宣传工作，作为学生干部参加的社会工作也比较多，当然在工作的过程中也提升了自己各方面的能力也结识了一批朋友。比如前面提到的胡世模等学长，以及我们同年级的刘仁清同学，这位被大家称为“老马”的校友，应该从进入成都七中开始就成为了我几十年的朋友。这种担任学生干部多做社会工作的情况大约有一年半，在第四个学期开始的时候由于比较错综复杂的情况，我没有再担任学校的学生干部，也就是高中三年的后来的一年半三个学期我基本上是全身心的静下心来投入了各个学科的学习，很少去参加学校层面的学生干都社会工作。
这应该是我三年高中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无论是在思维认识的层面上还是客观情况的实际变动对我影响都很大，这种影响不仅仅是当时的，在某些层面当然主要是思维感悟方面对我未来几十年的人生都有所影响。比如，对世事无常的认识与感悟，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事情与情况，这是不以自己的主观努力而可能改变的客观，比较好的人生态度是直面它正视它适应它，你有了这种好的人生态度，其实在你的面前又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一切仍然阳光明媚。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新的天地里，你可以发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他会引领你确定自己更好更高的人生目标走得更好。
进入成都七中不到半年，我们从三官堂搬到了成都工学院住家，因为离学校很近我也在做了半年住校生后成了走读生，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五年多的时间中，因为都是走读生更加之对方方面面的认知与感悟的比较一致，我与当年的小学同学现在的高中同学陈大沛成为了后来几十年的无所不谈的朋友。我们当时住家在成都工学院被称作商校的那个宿舍区，去成都七中上下学时要经过成都工学院的大学生宿舍区，穿过当年成都工学院几栋主要的教学楼，正是在这些大学生集中活动的区域，我很近距离的看到并且接触到了那个年代的大学生的风貌，这批大学生在当年还是颇有他们的特色的，他们后来被称为“老五届”，与我们后来被称为“老三届”的中学生们成了在所谓的“革命”中为领袖冲锋陷阵的红卫兵。
在三年的高中学习中，对成都七中的先生们有一种观感，那就是觉得七中的老师们都很“技术”，这个技术一词是相对于“政治”而言的。在我接触到的七中的先生们，与他们交流起课程、知识、学习，他们是神采奕奕，交流中如果能引发出对课程内容的讨论，他们更是精神焕发。其实从1963年到1966年的那三年中，关于政治关于阶级路线是讲得很风行的，至少是很强调又红又专的，但七中的学子们在他们那里几乎听不到这些政治术语，他们能够传授交流给学生的就是知识与文化、课程与学习。记得当年谢晋超先生引导我去读一下逻辑学时，有一点是我们师生两人心照不宣的，有一句都心知肚明但又不能讲明的一句话是：逻辑学不是辩证法，辩证法是辩证法，逻辑学是逻辑学，所以去认真学习一下逻辑学是很有必要的。
已经提到了三年高中学习的时候，以阶级路线为表现的政治其实已经很风靡了。作为成都七中的学子确实在那三年中经历着“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一方面他们要努力的学好科学技术知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接受不绝于耳的阶级路线说教。不过还好，因为是对青年学生加之时间上还是1966年之前，所以这种说教还不是疾风骤雨般的，比起后来的血统论“对联”时算是相当温柔的了。说是温柔其实也相当铢心，一句“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让所有的青年学生不明就里不知所措。这种说教因人而异，但有一个共同点是几乎所有的青年学生思想思维逐渐左倾起来，以至等那场浩劫拉开序幕的时候，不少青年学生成了急先锋马前卒。让青年学生左倾起来还有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让青年学生坚信，苏联修正主义比我们批了十多年的美帝国主义要危险得多。
不过有一点还算好的，说明我并没有彻底的接受那套学说，那就是当年学校的有关方面出自于对我的爱护和关心，还是希望我能直面父亲在1957年犯错误的事，有关方面希望我自己能揭露父亲的这些事并作出相应的批判，以表明我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力”的典型。当年我回避了父亲的这个问题，除了当时确实是不太清楚父亲1957年到底是犯了什么样的错误问题外，潜意识深处还是有一种意念觉得一个工人讲了几句话批评政策的话，有必要提到那样的高度去分析批判吗？何况那几句批评统购统销的话，除了不太得体以外好像也没有更大的问题。当然说真心话的话我内心深处其实是对学校这种希望是有些抵触的也是有看法的，只是当年的氛围如此只能以沉默来表示。
当年有一件事情是使我最为为难的，也是后来的岁月中每每回想起来也是最遗憾的。我在前边已经说过，成都七中的先生们对这类有关弟子的政治事项，总是不闻不问至少是躲得远远的，我父亲那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就连作为班主任的周德芬老师也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甚至连一点暗示都没有。但当年却有一位科任老师，这是我很敬重的一位长者，他所讲授的学科我也学习得很优秀，从学业的角度他很青睐我。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他对我父亲这桩事情确十分关注，当年他曾经数次约我单独谈话，反反复复从多个方面引导我要正视父亲的这个问题，这使我很为难。一方面从学业和师长的角度他很受我的敬重，但另一方面我自己也有对父亲那种不大不小的事情的基本态度，两个方面的矛盾难以协调，所以我和他每次的谈话总是显得那样的言不由衷，甚至出现难以面对的尴尬状况。
我应该算是当年左倾思想接受较为深入的青年学生了，除了全面接受了那几年的政治宣传外，个人当年对毛泽东鲁迅文章阅读的喜爱也是一条重要原因。记得从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到1966年6月，半年时间中我对以批判北京邓招、吳唅、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为中心的文字宣传十分关注，所以当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时，我便全身心的投入了那场由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冲锋陷阵的“革命”。当时“左”到什么状况呢？在成都七中高中三年我的学业成绩优秀，临近1966年高考时我是成都七中的不少老师和同学众目所瞩的能考入清华北大和北航当年三所名校的优秀学生，但“革命”先是暂停继而取消了1966年高考，就在我失去进入优秀大学的时候，我却义无反顾的投入了那场“革命”。
从1966年6月开始的浩劫轰轰烈烈的推进到1967年1月的《一月风暴》，我都是全身心的毫不怀疑毫不动摇的充当着不可一世的红卫兵，所有的思想和行为是左的不能再左。直到“二月逆流”也就是四川的“二月镇反”以及几个月后的武汉“七·二O事件”发生，我才逐渐意识到这场所谓的“革命”也许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冲锋陷阵的红卫兵小将也许只是统帅手下的一枚棋子。于是我开始颓废了逍遥了，开始怀疑这场“革命”的动机和目的，颓废和逍遥是思想怀疑的行为表现。当然，一年之后当统帅指挥着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迈入校园，实现无产阶级占领和统治学校一切的时候，我和我的同伴们才知道其实所谓的红卫兵什么也不是，他们不过是一群自以为是的不可一世的狂妄青年而己。果然到了1968年底1969年初，在领袖号召的指引下大家雄赳赳齐普普的走到了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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