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续)第二十一篇 斯是陋室 惟吾德馨——我生涯中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
自我评价我的思想在当时是极为左倾的,1966年6月中旬成都七中第一张把矛头指向当权派的大字报就是由我执笔写的,应该说那篇大字报虽然也有一些合理之处,但总的思维基调是左倾的。产生这篇大字报的出发点有两个,一个是对当时学校几乎绝大多数教师都被打成牛鬼蛇神有所质疑,这一点是对的也很正常。但另一点对成都七中党支部是否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表示了肯定的意见,这是当时比较普遍的左倾思想的表现,当年已经把十七年的教育定性为修正主义路线,这篇大字报不过是把一个模版套在成都七中罢了。紧接着出现的6月24日驱赶工作组的事件,也是以我为主挑头的,其实当时的工作组已经在肯定和支持我们把矛头指向七中党支部的行为了,在我们那篇大字报的影响下不少老师也从关押地被解放出来了,但一种自己领导自己的的渴望让我们把诉求发挥到极致。
这是1966年6月以我为主在成都七中所做的两件事,所谓以我为主是这两件事的具体操作环节在我这里,事实上这两件事情在认知上我和刘仁清有着高度的一致。这两件事应该说把当年成都七中扰得有点天翻地覆,主要的表现是凡是关注学校运动发展的同学,最终都为这两件事泾渭分明地划线站队,支持的反对的大家都旗帜鲜明。当然从观念上来说,我们在1966年6月围绕着这两件事的所作所为,表现出我们特别是我已经深受左倾思想的侵蚀,大字报的矛头指向当权派和驱赶工作组都是这种极左思想的表现。不过这对当时成都七中老师们倒是一次解脱,因为整个学校的方方面面上上下下都把关注点放到了这两件事上,作为“牛鬼蛇神”的他们因此得到了至少是一种表面上的解放。
6月24日驱赶工作组成了成都七中当年运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大致也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北京的清华北师大北京地质学院等高校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按照1957年反右运动的思维和惯例,确定了在学生中打击右派抓右派学生的路线。于是同在北京一些学校一样,成都七中也风向突变,我们被指责为取消党的领导和反党受到了理抹。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些戏剧性的场面,就是工作组让一些同学出面对我们进行分化瓦解,比如当年就有同学直截了当的找到我让我出面揭发刘仁清。不过让人比较自豪的是,我们这一群同学都认为自己做的事自己担当,没有出现所谓的揭发呀推卸呀的情况,大家都认为是自己错了,都在自己的层面上去分析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原因,而没有把自己做的事推给他人以推卸责任,更没有出现所谓揭发他人的情况。
记得当时有两个同学找到我,开门见山直截了当的给我说,是工作组让他们来找我的,找我的事由也很简单,就是希望我能够出面揭发刘仁清同学。他们说大家当然也包括工作组都认为,虽然我在过去的那一个月做了很多事情,但他们认为其中有很多事情不是我能够想得出来的,他们坚持的说在我背后有出谋划策指挥我的,这个人就是刘仁清。他们以代表工作组的口吻告诉我,只要我出面揭发了刘仁清是幕后黑手,我就没有什么事了。在当时认知上是认为自己错了的前提下,我当然很害怕也很希望按照他们所说的去办,但那不是事实的嘛。我做的所有事情虽然刘仁清也知道,很多事情都是在与他商量后去做的,但自己要去这样做确实发自自己的认知和本能,不是刘仁清指示和安排我去做的。所以我无法也不可能把我做的事情推给刘仁清,更不能说刘仁清是幕后黑手在安排我做这样那样。当然这个这两位同学找我谈话的事情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从6月底开始的那一个多月确实是一种煎熬。首先在认知上我们包括我都认为自己是错了,尽管我们不承认是取消党的领导反对党,但既然客观上是那样的效果,我们就得直面和正视,这就是在思维上把自己摆在一个煎熬的位置上了。然后就是可以理解的原因,同学们开始和我们疏远,不少同学很刻意的和我们拉开了距离,你就是对自己的错误有了认识却找不到人交流和倾诉。再就是一种惧怕,毕竟才十八九岁,人很年轻又不谙世事,如果被当成了1957年那种右派来处理,内心确实是很惧怕的。在这些情况下,还有来自学校内外的压力,比如当时就有两位二十九中初中关系特别好的同学,专程到成都七中找到我,对我进行批评和帮助。
当然患难之交见真情,那位与我一起走读了高中三年的陈大沛,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中就像没事一样的,日常间照旧和我该说啥就说啥,没有丝毫和我拉开距离的意思。特别是到了放学时间,他会主动的招呼我,喊一声“胖子,走”然后就和我有说有笑的朝家中走去。其实在当年的那个背景下,如果他不招呼我一起走回家,我是不大好主动招呼他的,因为在众人的眼中,我已经成了有问题的右派学生了,我不能去主动招呼他让他难以自处。结果没有想到的是,一个多月中他十分坦然,每天都是他开口喊我一起走的,我想他也是考虑到了我不大好主动去喊他,才在每天要该回家的时候主动喊我一起走的。
虽然说是煎熬,但一个多月的时间好像也混得很快,情况很快就发生了逆转,同样也是自上而下的传来了上面的消息,那就是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会议相关决定批判了在学生中抓右派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很快的在众人眼中由反动学生成为了革命小将。我们表面上得到了解放,但似乎又很不落实,经过了成都七中1966年8月份那场三楼阅览室大辩论后,我们迎来了两股北京南下红卫兵,带来了两股逆向的潮流。
那股带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对联的北京中学红卫兵,直接杀向了成都的中学,成都七中当然也在此列。由于很特殊的原因,我没有在学校中看到那种腥风血雨的局面,但后来听其他同学描述起来我确实难以理解。大家同学三年,为什么一幅血统论的阶级路线对联,会让同窗三年的同学怒目相向。这使我想起了一个多月前,那个时候我应该是被视为反动学生的,但最多也是让同学们疏远了我不敢与我接触,如果一个多月前这批北京红卫兵就来到了成都,很难想象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磨难。不过好在关于对联的阶级路线辩论来去匆匆,它很凶猛的来了但退潮也很快,没有用太长的时间这股逆流便烟消云散了。究其原因那个荒唐的阶级血统说法是站不住脚不得人心的,而另一股北京大学带来的“怀疑一切”和“造反有理”的汹涌澎湃也很快让它淹没在其中了。
与北京来的中学生不同,北京来的大学生在成都数所大学中宣传了他们在北京的革命理念,那就是“怀疑一切”和“造反有理”。他们和成都的大学生一起涌上了街头,吼出了“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在西南局所在地新华路省委所在地商业街市委所在地羊市街,大学生们宣讲他们的主张,也引发了街道上的工人和市民对他们的围攻,这就是最早的工人斗学生。我在成都七中行政楼三楼阅览室的“八·一八”大辩论后就离开学校到了当时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它是今天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前身,与大学生们一起几乎是天天都在街头上在市民的围攻中苦口婆心的向他们宣传“怀疑一切”和“造反有理”。
这里边有一个有趣的事情是我和成都七中的其他一些同学主要是高六八·一的一些同学是如何从成都七中到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在我的记忆中,是我在成都七中遇见了初六八级的一位学妹,她叫刘彩芬家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短暂的交流很快就确定了观点的一致,是她把我们引到成都电信工程学院的,并且把我们介绍给了我们后来成为“老俵”的一位大学生。后来前前后后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我们都和这位老俵大学生在一起,参加和见证了红卫兵成都部队的成立并成为其中的一员。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大家都进入古稀之年,我与刘彩芬交流起来,她却始终强调不是她把我们引到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在她的记忆中是她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碰见我们这些七中校友的,然后大家就在一起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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