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大院（11）

我们大院第一个被揪斗的是北二楼时任粮食局局长的杜奇叔叔。那天，他单位的造反派来了二十几个人，要抓他回单位接受批斗。杜叔他早已得到消息，就让儿子女儿把门锁上到邻居家呆着，自己则躲到北屋里藏起来。北二楼的房子格局是一北一南两间居室，南边居室冲着阳台，不拉窗帘的话，在阳台上看里面一清二楚。北居室外面的雨搭很窄，我们小孩子过都要背对墙面慢慢挪动，大人根本没法走。大概是杜叔单位的造反派早已侦察清楚，知道他在家，所以碰了锁头后并没有回去，而是派人绕到后院，然后从煤堆那爬上到他家的北窗户口，看见了在北屋躲着的杜叔。这下杜叔没办法了，只好让儿子打开门出来。

杜叔出来后还和造反派讲道理，说自己身体不好，不能去单位，可单位那些造反派不管他说啥，硬拉着他往楼梯口走。走到东二楼楼梯口处，杜叔就说啥不走了，死死抱住楼梯口的晾衣杆，任凭造反派怎么拉扯就是不走，嘴里还喊着最高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

那时我们大院的中学生们都在家里停课闹革命，听到动静后都出来看热闹。看着造反派这么对待杜叔就很不满，先是喊口号：要文斗，不要武斗。之后就开始和杜叔单位的造反派辩论，指责他们违反最高指示，对杜叔进行武斗。随着争吵越来越激烈，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我记得我同学陈为民的姐姐陈洁最能讲，情绪也最激动。接着就有人开始和造反派撕把，很多围观的学生们开始起哄，赶那些造反派走。那些造反派一看寡不敌众，面对一帮红卫兵知道这次是无法把杜叔带走了。其中一个络腮胡子高个中年人大概是他们的头头，就带领那批造反派开始撤离。等络腮胡子走到一楼大门洞时，北三楼的王小明把彭叔家放在阳台围栏上的一个花被拔掉的养花的箱子推到楼下，正好砸在络腮胡子的肩膀上，把络腮胡子砸了个趔趄。

王小明是个没妈的孩子，是我们院里最大的那批孩子之一，比我大七八岁。他比较野，也不是好学生，经常和院外的一些同类孩子聚在一起打架斗殴。文革后他一直在工厂当工人，前些年去世了，没活到七十。

第二天上午，我们一帮孩子去中山广场看热闹，发现杜叔单位那些造反派正在那散发传单，我捡了一张，只见上面的大标题是：血债要用血来还，走资派杜奇挑动群众斗群众。我们赶紧拿着这些传单回大院，告诉大院里的人，事情还没完，造反派很可能还会来。

杜叔后来是自己主动回到单位接受批斗的，他担心事情越闹越大，宁愿自己挨几下打，也不想再闹出事来。我是文革后听杜叔的儿子说的，杜叔一儿一女，兄妹俩长的很像，都随杜叔，圆脸盘，白白净净。儿子杜鹏比我大一岁，属于发小，也一直有联系。女儿杜娟和我弟弟同年，文革后和我弟弟一起考入中国医科大学，现在是沈阳著名的产科专家，劳动模范，医大二院的产科主任。经常上电视台普及产科知识。有一次我在飞机场碰到她，发现她比小时候出息太多了，气质和气场能让人从人群里一眼就发现她。她哥哥杜鹏还是老样子，没啥知识分子样，倒像个老工人。听杜鹏讲，他妹妹因为工作太忙，在医院又不能和患者发脾气，就把脾气都攒到家里了，所以在家里没人敢惹她。

大院人被揪斗最多的是在1968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之后。邻居索大爷是我看到的唯一一个被批斗还抄家的，但二姐心大，也不当回事。其他人家都是在单位被批斗，来抄家的不多。那一阵很多家庭出身不好的或者历史上有点什么问题的都更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哪天轮到自己。我同学小凡的妈妈张姨，那时就每天紧张的要命，张姨和我母亲很熟悉，曾和我母亲说，她每天都睡不着，担心自己出身不好会被批斗，因此影响孩子们。那时我大舅在工厂正挨打，所以我母亲和张姨有很多共情。可惜当时没有医学知识，不知道高度紧张会导致高血压和脑出血，以前也没听说过不到四十岁的人就会得脑出血的，直到张姨突然去世。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