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68)

（续）第七篇 欢乐与成功同在，遗憾与教训同行 —— 我工作与生活中的“得失”

还是记几桩工作之事吧。首先想起的是上世纪70年代我在成都市金牛区商业局工作时，由于很多特殊的原因凑在一起，使我虽然只是居于商业局办公室中的一个一般干部，但却要料理很多“大事”，其中一桩事，就是筹备召开每年一度的金牛区商业工作会议，后来发展为还要筹备全区财政工作会议。

召开这样的一个会议，有两桩大事必须要办好。一个是秘书组要准备会议工作报告，二是会议的会务。第一桩事说是重点也确是重点说难也难，但本质上并不难。因为当时的大环境就是天下文章一大操，都是有固有的模板的，在固有的八股文模板下，把具体的工作目标数据要求得体的结合着写进去说行了。这项工作多数时候都是由我在承担，我心里知道不难，但动作上我表现出完成起来很难很麻烦，这样可以为我争取到很多好处，至少是可以争取到更多的自由时间去做自己的事。

第二件事刚接手的时候也觉得很难，但我以自己的敏感很快就搞懂了它内在的一些联系，并且很巧妙的利用当时政策上的一个空白点，既把每次会议的会务办得与会者都很满意，同时自己也从其中谋取到很多好处。一个会议的会务最核心的是什么？在当年就是肉食的标准，说穿了参加会议的人都想在会议上多吃点“油大”，因为当年众人肚子中油水都很少，都想在会议上多吃点肉饱饱口福。

会议一般都是在商业局管辖的茶店子旅馆进行，刚接触此事时茶店子旅馆一位贾姓的伙食团长给我说，按照文件规定可以打报告申请参加会议的人每人每天二两肉。这个人显然是一个很油滑的聪明人，与他在交流的过程中始终没有听到他明白清楚的说了一桩事，但最终确认我还是搞懂了多弄点肉是有办法的。

因为全区的所有的会议肉和油的配给都是由会议主办单位打报告给商业局，由商业局审批和执行，而商业局自己要开的会也是按这个程序，那就是自己给自己打报告自己审批自己执行了，而当年的情况全区各种会议的审批也好执行也好，其实就是我，特殊的原因形成了我这个没有任何职务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却拥有如此的权力。

于是在那为贾姓伙食团长的配合下，每次商业工作会议和财贸工作会议会务都办得特别的满意，因为那位贾姓伙食团长在配合办理时也参了一点自己的私货，我也就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默许了，这样使得他对我特别的殷勤，当然得到的好处就是我的会务他会尽力的把伙食搞得特别的好。还有个情况就是茶店子旅馆从经理到客房和餐厅的工作人员，多数都是在71、72年与我同时从蒲江凋回成都工作的知青，严格的说就是我的伙伴，因此在茶店子旅馆召开会议，我是如鱼得水般的分外自由。

这里稍稍说一下当年那个会议肉食标准的配给为什么会出现由金牛区商业局来审批全区各种会议的情况，这个情况其实很错综复杂的。当年的肉食品是定量供应，城镇居民每人每月一斤猪肉，凭票供应。当年成都市共有四个区：东城区、西城区、绕城一圈的金牛区，远离市区的青白江区。

本来金牛区的场镇居民是可以与市区居民一样，统一由市食品公司组织和负责猪肉供应的，但绕城一周的情况使上级各方面怕金牛区的肉食供应对城区肉食供应有所冲击和影响。因为金牛区还有20个公社农户也要养猪，于是市食品公司在报经上级同意后，让金牛区自给自足，也就是说他们每年给金牛区下达一定的生猪收购任务，完成收购任务之后的生猪由金牛区各个供销社自行宰杀和供应，当年供应给居民的肉票都是分为城区和金牛区两种发放的，二种区城城的票证不能交叉使用。这个政策给金牛区留下了很大的自由空间，金牛区商业局的权利应该也就很大了，各种会议的肉食标准也由金牛区自己审批了，这个职能实际上是权力归口于商业局，仍然是不明不白的成了我的工作。

还是回到组织商业工作会议和财务工作会议上来，在今天副食品充足有余的情况下，是很难理解当年的那种情况的，但当年确实是一个众望所属的大事，我自然会因为把这种事情办得特别的圆满而自喜，该有的高兴和愉悦都有了。

上世纪70年代我在金牛区商业局工作时，还有一种事情不仅当年很自得，现在回忆起来都还觉得是特别的有意思，这就是当年我在金牛区商业局主办《工作简报》的情况。当年我到金牛区商业局时，局里边已经有了这份《工作简报》，因为诸多的原因办得很一般，一年出不了几期，内容很泛泛，上下都没有什么影响。

我到商业局后，这项工作也就莫名其妙的成了我的日常工作，可能他人认为这是一个累赘吧。我接手后加强了工作，让这份《工作简报》达到了一个月可以发两三期，有时甚至是一周一期，这样一年就有了三四十期了。在《工作简报》的上报下发上，我加强了向上级的汇报，不仅金牛区分管财贸工作的书记及区委财贸部要上报，并且上报道了市委财贸部和市第三商业局，根据各期《工作简报》的内容，同时转发成都市相关的专业公司，比如食品公司、百货公司、五金公司、烟酒公司、日杂公司等等。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当年我结识了成都晚报一位刘姓记者，在他的引领下成为成都晚报的通讯员，也在成都晚报上发表了很多通讯员报导，所以这些《工作简报》每期也都抄报成都晚报，这在当年还是很引人注目的一件事。

我在这项工作中，首先履行的是采访的工作职责，当年我几乎每周都有一两天的时间在金牛区商业局所管辖的二十个供销社中转悠，也就是说到供销社去发掘可供报道的工作题材。这项工作也许他人不愿意进行，我倒特别乐于其事，他让我与不少供销社主任成了朋友，也结交了一批基层供销社员工，通过这种朋友与结交，我得到了不少无论在工作上还是个人私事上的很多方便与好处。

采访到新闻题材后，回局上把它写成《工作简报》，形成文字后交由打字印刷室打印。这里还要说到的是，当年基于很多原因，我居然还学习了中文打字机的打印，这其实是一种比较有乐趣的事，也许旁人不太喜欢，但我却很热衷于此，当然他在工作上的一个直接好处是，有时很急的材料包括《工作简报》可以由我撰写后自己打印。因为从形成文字到打印成材料都由我一手完成，当年在金牛区商业局我还曾有全能办事员的称谓。

读大学期间的有件事也值得一提。当年我读的是数学专业，班上同学不多不到30人，我算是最大的老大哥，先后担任过班长，学生会主席。到学习数学专业课时，大家才发现数学太难学了，特别我们当年77、78级是全国高校文化大革命后首批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学习的，从某个意义上来讲大学也没有做好准备，比如我们好些数学专业课的老师，虽然配备的也是当时学校拿得出手的先生，但毕竟是第一届，所以在教与学上也产生了不少这样那样的问题。

从教的方面，先生们在当年那个大环境下教出好学生的心劲很强，选用的教材都是当年北大等名校使用的教材。但也有老师在教学方法上与同学们不太对路，当然主要是对同学们的情况不太了解。从学的角度，这届学生学习高等数学的基础还是比较差的，像我这种老三届，已有十余年没有在学校读书，而年轻一点的同学也许基础比我们老三届更差些。在这种情况下，教与学的矛盾不可避免的要产生。

基于老大哥的身份，加之确实也是班长和学生会主席，我责无旁贷的承担起了与任何教师沟通的工作。当时同学们反映最强烈的是有几门课程听课很难，直言之就是不大听得懂，而有的课程因为习题课不很到位，同学们普遍反映完成习题很难，特别是对每门课程的考试，严格的说是真正的有恐惧之心态。

我把这种情况多次与授课的先生们进行沟通，希望在讲授上能通俗化一点，希望能够照顾到同学们的特点在习题课上加强一些，让同学们不要感到专业数学课程太抽象。针对不少同学对一些课程十分茫然的状况，在好久门课程的考试上给授课先生们提出建议，建议改为开卷会小论文形式结业。这些建议得到了先生们的认同，对促进数学专业课程的教与学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减少甚至避免了一些矛盾。当然是一种沟通。也并非易事，因为我毕竟也是学生，以学生的一员向先生们作出建议也还是有他的难处的。但不管怎样最终事情还是向着好的方面在发展，我也在工作中感到十分欣慰和愉悦。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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