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9)

发表评论 / 往事悠悠 / 作者：

续前:我的人生回忆（8）

第二篇 吾有所思吾有所为吾有所乐  — 我的工作生活

如果把从上山下乡当知识青年的1968年12月算着工作的起始点，乞今已有54年，姑且算作工龄54年吧，当然不是法定的，是自己定义的，我的法定工龄应当是从1968年12月到2009年9月，共41年，中间还有带薪学习可以算工龄的大学读书4年。在记忆叙述我的工作生活的时候，我把它分为这么几个阶段：1968年12月到1971年1月在农村人民公社插队落户当知青的两年工作；1971年2月开始到1978年9月进入大学学习的近八年在成都市金牛区商业局的工作；1982年6月大学毕业分配到四川财经学院到1988年底这6年半在西南财经大学的教学科研工作：1989年初到2000年初十年多同时在西南财经大学和民营企业也就是修谓“商海”的工作；2001年初到2009年9月退休前在西南财经大学的工作；2009年9月从西南财经大学退休后到20019年9月近11年在民办高等院校的工作；2019年8月到现在的休闲式工作。

 （一）当知识青年也是工作嘛

以知识青年的身份参加工作，也许是我们这一代老三届人特殊的玩笑般的机遇。进入到1968年的下半年，一切都很迷芒也很迷离。作为中学红卫兵的老三届学生，人数众多据说有上千万，年龄大一点的20出头，小一点的也有十六七岁了，他们该自立该工作了，但是社会有这么多岗位接纳他们吗？而当时由家里供养着的这批小青年，他们中的活跃分子仍在学校中占山为王，似乎很不理解最高统帅这个时候需要他们做的是什么？于是在1968年下半年，最高领袖派出的工人宣传队在解放军的支持下浩浩荡荡的开进了校园，当然包括所有的大中学院校。但这时的红卫兵们似乎仍然很不懂事，仍然活在前两年自由自在老子天下第一的世界中。屯在大学中的5个年级被称为老五届的大学生，好象要进行毕业工作分配了，走出校园他们就是享受国家待遇的干部，而上千万的老三届中学生们虽然很羡慕这些当年一起战斗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但对自己的前景仍然很迷茫，年轻的他们并不懂得其实这是一个很严峻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一下子堆积起来的6个年级上千万的中学生，在当年的经济状况下，社会其实是没有办法接纳和安顿他们的。尽管迷茫，但他们仍在校园中社会上用他们的方式，顽强地表现着自己的存在。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篇报道的编者按语中传达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于是，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归宿，那就是到农村去，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对于嚣张一时的中学红卫兵们很无可奈何。

我的下乡经历特别复杂。当年成都七中被安排下乡的地方是西昌冕宁县，我除了觉得它太远，更主要的是己经很不愿意派别式的一群人二三十个到一个生产队集体生活，于是，我跟着成都一中下乡到了安县。我去的那个生产队应该是离成都最近的，它在与德阳罗江交界的宝林公社最南端。引起后面复杂经历的是，按当时的政策和做法，我和我的同伴把我们从成都市迁移出来的户口迁移证交到了成都一中，然后就按分配来到了生产队。安县是一个比较大的县份，当时在对成都来的知识青年安置上出了点小问题小麻烦，那就是在安县设置得有一个麻风病区，好像当时把少数知青安排到了麻风区或者至少是与麻风区邻近的公社，于是在短短的一两周时间内，到安县的所有的知识青年在有麻风病人的传言下，顷刻混乱起来，大家到处乱跑自己去找自己的落户点，足足有一个多月才安静安顿下来。这时公社给我们讲你们的户口还没有到公社，还不能按政策给你们派发第一年的商品粮。于是我们赶忙回到成都一中去找户口，结果成都一中管户口的老师告诉我们，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知道同学们去了安县的哪个公社哪个生产队，一切都乱套了，她把我们的户口迁移证退给了我们，让我们自己去处理。

这个时候，我已经在安县那个生产队呆得有将近两个月了，劳动的忙累辛苦生活的单调无聊，使我们这些从城市里面去的青年有一种急迫逃离苦海的欲望，现在拿到了户口迁移证，肯定不愿意再回农村生产队。于是我拿着那张户口迁移证，来到了辖区的街道办事处和派出所，要求把户口上回城市。这显然是不行的，但作为一个解决问题的折中方案，确认我们可以每个月凭这张户口迁移证，到街道所管辖的粮站去领取当月的粮食配给票证，也就是粮票。这样我又在城市里面混了一两个月到1969年的四五月间。

老这样混下去也不是办法，当时又有一种传言说要必须下过乡今后才能回城分配工作，于是又急急忙忙的考虑是否再到乡下去插队落户？正好我母亲的娘家是在成都平原的郫县，也就是现在的成都市自来水六厂所在地三道堰，金温江银郫县是很富庶的，儿时也常去玩耍，最后联系到了郫县一家有亲戚的生产队去当知青了。也由于郫县当年根本就没有作为成都市知识青年下乡的地方，所以也没有把我的户口迁移证交到郫县，就这样我以成都市临时居住人口的身份，从1969年6月起在郫县插队落户约有半年。接近年底，街道办事处开始清理我们这种持有成都市户籍迁移证但又不能在成都入户的人，仍然是动员我们去插队落户当知青，不过这回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地方，那就是蒲江县。考虑到要取得一个今后招工回城的身份，我和成都七中的一位同学一起下乡到了蒲江县大塘公社，我们是赶着1970年春节前到的生产队，当然办好了安家落户的一些手续和事情后，又回到了成都过年，确实蒲江县离成都很近很方便。我在蒲江县大塘公社很努力的做了一年知青，在1971年2月被招工回城到成都市金牛区工作。

因为我的母亲娘家是郫县三道堰，有好几个舅舅都在郫县务农，舅母及表兄妹们也很多，所以儿时假期也常去舅舅舅母家玩，因此对乡下农村的情况还不算陌生。比如对粮食作物的大小春二季很早就弄得比较清楚，知道小春是以点麦子栽油菜为主，是从头年的10月开始到第2年的三四月份，而大春主要是水稻，当然也有玉米红苕之类，是从当年的三四月份开始到八九月份。又如对农村的养殖情况，知道养猪是农村很主要的一项副业，至于鸡鸭鹅兔那是一个辅助。这些农村知识的了解，对我后来下乡当知青后还是很有帮助和补益的，它让我很快的与大塘公社的干部与社员融合在一起。

尽管因为由于儿时到母亲娘家玩耍对农村有所了解，但郫县是四川盆地成都平原最富庶的地方，所以当我真正到了一些比较贫穷的地方落户当知青时，心理上的落差还是特别大的，也感到特别的不适应。记得第1次下乡到安县宝林公社，到生产队时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了，收拾好了不一会儿天就要黑了，没有电灯只有一个小煤油灯确实使人感到很不习惯。安县那个生产队比较穷，丘陵地水田不多，所以粮食主要是红苕和玉米，大米还是比较珍贵的，这种以红苕为主的饮食，对从城里边来的知识青年应当是生活习惯上一个很大的考验，我们得接受与红苕和玉米为主的食物。

劳动上较穷的丘陵地带与儿时玩耍的成都平原郫县差异很大。比如缺水，无论是人畜飲用还是农作物的浇灌都要靠天吃饭，也就是靠每个生产队修的小水库小水塘在夏天蓄的雨水供来年使用。我们到生产队的时候是农闲，说是农闲其实也不闲，需要去维修加固加深生产队那几个小水库小水塘，以便能蓄上充足的水供使用。当时是人民公社化，人们劳动的方式也是我们这些城里边去的人很不理解很不习惯。比如挖地，全生产队的人站成一排，挖不了几锄头大家就停下来，或者杵着锄头休息，更多的是聊一些听着感觉没什么意思的话。当时心里觉得很奇怪，如果今天就是决定要把这块地挖完就收工，那为什么大家不齐心合力一鼓作气把它挖完，然后各自回家去休息呢？当然后来还是有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农村本地青年告诉我们，不能把活路一下子做完了，而且不能花大力去做活路，因为花了大力气做活路肚子饿了要回家吃自己的粮食，所以大家就出工不出力，每天把出工的工分混到就好，所以那时候很多生产队一年核算下来一天的工分只值几分钱？如果一户人家劳动力少全年的工分值凑不够，分粮食的时候还要“倒找”，就是要倒补给生产队的钱才能领到自己该分配的口粮，当然对知青来讲是不会“倒早”的。

在安县前后大约呆了不到三个月，感觉很深的也觉得挺好玩的就是赶场。赶场日全生产队都不出工，都到集市上去买卖自己需要的东西，或者是要卖出去的东西。集市很闹热，也许这是知青生活中唯一的乐趣。更感到有趣的是集市上能够买到的很多东西对我们这些从城里来的人来讲还是比较便宜的，比如鸡蛋就觉得质量又好价格又便宜，我们在安县当知青时，除了自己买了不少带回城，城里边一些没有下乡的同学也时常到我们生产队玩耍，同时赶集时买些便宜的农产品回城。

但不管怎样，在安县呆的这两三个月，唯一的感觉就是寂寞和无聊，生活上也觉得很清苦，于是想要逃脱的念头时不时在脑海中产生，有一种尽快脱离苦海的感觉。所以好不容易听说户口迁移证还在成都，立刻马不停蹄的回城，一拿到户口迁移证也就再也不想回去了，期望着能够把户口上回去又成为城市居民。

（未完待续）

许仁忠
Latest posts by 许仁忠 (see all)

发表评论

您的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 * 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