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第十四篇 江山易改 秉性难移—我的“城南纪事”
在这个极富戏剧性的事件中，比较有趣的是这位分管金牛区财贸工作的副书记是从什么角度想到由我来做这件事的，这是他个人的考虑所以最终也无法得知，也许他不觉得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事情，顺手顺口叫到我就行了，但好像也没有这么简单，因为从衔接的房间出来后，他又漫不经心的对我说，这个事情他还来不及给其他人说，让我回去给汇报一下，说明他对这个事情的方方面面特别是程序还是很在意的。不过以我的揣测，他也许也象高档自行车缝纫机分配这个事情中商业局局长们的考虑一样，这个事情由我来处理也许是恰到好处，首先是不引人注目处理的环节和动作都会很小，当然同时肯定有一个信任和放心的问题。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是，当时区委办公室有一位刘姓的行政秘书负责行政特别是区委各种会议的会务工作，这位行政秘书因为办会议的原因与我比较熟悉，也许这也是副书记有这种选择的原因之一，这一点从后来的工作安排和执行中是有所表现。
更比较有趣的是这个事情不同于高档自行车缝纫机分配，因为自行车缝纫机商品本来是有人管的，我只是介入接手了分配而已，而现在是倒过来了，与市上的啣接落实后有一个金牛区由哪个部门或者个人来管理这些高档烟商品，这个还得由我安排和处理，这之中首要的问题是方便和信任。这个问题按正常去渠道我也可以请示商业局局长，但我知道如果去请示反而是给大家找麻烦包括给我自己，于是我还是按照自己的天性决定由我去处理商品管理机构或者人员事宜，安排好了向各方面做一个报备，我在思考后觉得这也许是最好的方法。如果说这个事情落在我头上是分管财贸工作的副书记找到了我而与我个人喜欢和爱挑战性工作与习性无关的话，那么作出这种由我自己去安排商品的管理就与我喜欢做有刺激的挑战性工作的习性相关了。
其实这些高档烟的使用安排情况的结果也很有趣，这与当年高档烟的价格和人们经济状况相关。因为烟这种商品存储时间不能太长太久，所以当时衔接好的数额是一个范围，当然从市上的角度他要管住的是上限，每个季度由我们根据需要实际情况向市上申请调配。但因为高档烟的价格当时还是比较贵的，不是说它真的有好贵而是它与人们的收入比较起来就显得很贵了，所以当时能消费这种高档烟的人并不多，金牛区的干部相当多的家都在农村，无论经济状况和实际需要好像都用不着这些名牌高档烟，只有当时工资比较高的南下干部才有这种经济条件，但这些南下干部中吸烟的人并不多，我接触的好几位南下干部都不吸烟，包括那位分管财贸的副书记。因此后来我们向市上调拨的高档名牌烟品种随着价格档次实际上在降低，最后演变成为给金牛区增加了一些烟的配额，这在当时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当时烟是凭票定量供的，金牛区经营烟的副食品部门向市上进烟的时候是需要把销售时收到的烟票贴成一板一板的上交的，这个有趣的结果说明当年人们的收入状况还是不宽松的。
说到消费的层次当年还有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高档酒，为什么当初与市上衔接的时候只提了高档烟没有提高档酒的问题呢？这里边还有个问题说起来也许今天的人不大相信。当年象五粮液这类高档酒是敞开供应的，不需要酒票，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它的价格几乎无人问津，买的人很少。价格怎样呢？当年的五粮液瓶装酒是3块5毛多一瓶，今天的剑南春当年叫绵竹大曲，今天的泸州老窖当年叫泸州大曲，价格也都在两元左右一瓶，今天的水井坊当是叫成都大曲只需要一元多一瓶，其实价格并不高，但以当时普通人三四十块钱的月工资收入，这些高价格的高档瓶装酒就就很少有人问津的，都是敞开卖有钱就行不要票证，这也是当年与市上衔接高档烟的调配没有说到高档酒的原因。说到喝酒，也坦白的提及一些事，一是我是有相当酒量的也喜欢喝酒，只是没有酒瘾而已，二是我在当年就是喝高档瓶装酒的，我在当年自飲自酌的时候，喝的多数是五粮液瓶装酒，至少也是剑南春。因为我没有酒瘾，喜欢品酒但不滥饮，以当时30多元一个月的工资，因为没有成家没有家庭负担，喝这种高档酒还是很舍得的，当然喝的数量不是很多的。
1975年一开年，我就被调配到区上去集中参加了到人民公社去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这是按照金牛区当年的规定，所有的机关干部都要轮流到人民公社去指导和帮助公社党委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当然也要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当年叫“抓革命促生产”。我被具体分配到了胜利公社，也就是现在的琉璃场场镇，带队的是区委副书记陈佐国，他后来在80年代90年代改革开放时成了金牛区的一把手，另外财贸部那位一直很和我很聊得来的杨部长也是工作队的领导，具体安排工作时，我没有被分配到哪个具体的生产大队而是被安排在工作队办公室直接归陈书记杨部长领导和安排工作。说起来也是一个笑话，我又不是共产党员，其实也没有认真学习过共产党的章程，但却要去进行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后来安排的具体工作才更不符合我这个非共产党人的身份，比如我要列席参加胜利公社的党委会，特别是列席公社党委的书记们进行整党的会议，也就是对他们进行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当然这个事情除了身份不太合适之外，工作上我到不觉得有什么为难，因为这种会议人数都不多规模也不大，开起来倒也不觉得特别麻烦。
但另一个事情就比较麻烦了，就是安排我去做全公社政治夜校的教员培训班的老师，这个队伍就庞大了，因为按照当年的政治形势和安排，每个生产队都要办政治夜校，每个生产队都要有二位教员，全公社有将近一百个生产队，这个培训班的学员就有将近二百，需要我每周对他们进行半天的培训，然后他们把我培训的内容带回生产队政治夜校向农民们讲授。为了让我这个非共产党员并且父亲多少有一点问题的人能不违背当时的政治形势要求程序正常的做这两项工作，陈佐国副书记还专门在金牛区委常委会议上作了汇报，由金牛区委常委会议同意我去做这两样工作。程序怎样我不太关心，因为对我来讲这些事情做不做关系不大，程序不对不做就是了对我也没有什么影响，我其实真正感到麻烦的事，是去给那些政治夜校的教员们讲些什么，这在当年还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因为说是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真要符合当时的政治形势该讲些什么具体内容，包括金牛区委在内的一些基层党委都没有明确的指示，都需要根据当时中央的很多精神来学习理解，而当时中央的很多精神都是见诸于二报一刊上的，也就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
事情既然这么麻烦可能按很多人的习惯就是推脱躲闪了，偏偏我这个人天性很怪，既然事情麻烦就说明做起来应该有意思，有意思就会有乐趣，既然你们把程序都走完了让我去做这些事那我就自由自在的去做吧。1975年见诸二报一刊的中央的重大精神有两个：一个是上半年4月1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张春桥的署名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另一个是下半年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的评论员文章《评投降派宋江》，当然当年还有一个更大的虽没有见诸两报一刊报但却在全国各地区各行业搞得轰轰烈烈扎扎实实的“整顿”运动，这个运动是由第二次出山的邓小平先生负责的，“整顿”运动的直接成果是国民经济状况有极好的改善。如何处理好这些中央精神特别是如何把这些精神与我们正在进行的胜利公社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结合起来，是我这个培养政治夜校教员的老师需要认真思索和践行的。
因为当年张春桥那篇文章影响太大，所以我只得也必须得从那篇文章入手。其实那篇文章从理论上来讲没有什么特别的新意，重点是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在强调了由经济基础产生的上层建筑反过来会对经济基础有强大的作用后，说到了上层建筑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无所不在，因此需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1975年是文化大革命已经接近尾声，但也正是这样将近十年的浩劫在各地区各行业形成了盘根错节关系，邓小平先生所主持的整顿运动，就是要尽力的去揭开这些盘根错节关系的盖子，去建立一个能够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好的架构，当时比较时髦的一个说法叫做“揭阶级斗争盖子”，这其实也是我们到胜利公社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工作目标，于是我的培训政治夜校教员的讲课，在经过认真的思考后确定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以及资产阶级法权开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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