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5)

第一篇三人行必有我师也 ——我的学习生活

（三）在成都七中的五年多

下

时间进入到1966年上半年，正当我和我的同学们都踌躇满志心怀期望通过高考进入自己心仪的大学时，一场政治风云粉碎了大家的大学美梦。1966年6月1日，这一天距当年高考还有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当晚7:0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时间里，播放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同时播发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的一篇大字报。就是从这一天起，拉开了全国“造反有理”运动的序幕。于是，全国所有大中专院校与普通中学在第二天起都停课闹革命了，高考也变得遥遥无期，最终被取消。

其实从1965年下半年开始，就开始孕育着一种躁动：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一阵紧锣密鼓进入1966年后，五月北京市开始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中国大地将要发生些什么事情，而这件事情，终于在6月1日晚通过这篇大字报以及相应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展现在全国人民特别是大中学校的师生面前。

本来再有一个多月就将结束自己高中学习生涯的高66级的中学生们，完全进入了另一种状态之中，没有想到的是，这种状况持续了将近三年。我们在成都七中读了三年高中，由于不能高考升入大学，就又呆在学校度过了“十年浩劫”的初期阶段，时间长达两年多，直到1969年1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这两年多大致可以分为这几个阶段：1966年6月初到8月下旬的文化大革命初期阶段；从1966年9月开始到1967年1月的运动发展阶段；从1967年2月开始到1968年7月的文化大革命深入和反复的阶段；1968年8月到年底的收尾阶段。

1966年6–8月这三个月的运动初期阶段，成都七中也象清华等大学一样，经历了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反对工作组带歪文化大革命方向等重要事件。我在这个初期阶段的运动中，是积极投入并起了重要作用的。也是那本成都七中老三届编辑的《七中十年》收录了介绍这段时间七中文化大革命初期情况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成都七中文革初期的几个事件》，也把它辑录在下边：

成都七中文革初期的几个事件

1966年6月初至8月中下旬，成都七中这所四川省成都市的重点中学，也同其他的大学和中学一样，经历了十年浩劫初期阶段的激动、狂热、迷茫与动人心魄的历程。笔者综合了七中各种QQ、微信、聚会以及私下交谈的资料，整理了这篇文字，尽量客观地描述这段七中历史中的几个重要事件。

引发七中辩论的“第一张大字报”

1966年6月初，成都七中也开始了“停课闹革命”。大字报在校园铺天盖地。几乎所有的班级都对老师贴出了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主要有：老师在课堂上宣扬封资修的文化；在学习上歧视工农和革干子女。有的断章取义把老师的只言片语定为“反动言论”，有批判个别老师的穿戴甚至发型等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等等。

1966年6月5日上午，成都七中大字报栏中贴出了一份长达近二十页的署名为敢闯、向东、霹雳、烈的大字报，题目为《向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七中党支部开火》，中心论题是讨论和批判近年来七中的当政者所推行的以苏联凱洛夫教育理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同时，对运动刚开始几天就有大量的老师被作为牛鬼蛇神或反动权威批判揪斗提出质疑。

这篇大字报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以敢闯向东霹雳烈为代表一批同学，一直对学校所推行的教育路线有所质疑，对于运动初期七中大批的教师被揪斗，也有所迷茫。6月4日下午，4位同学中的“敢闯”和“烈”进行了一次较长时间的深度交流，共同认为应以大字报的形式表示一下自已的思考和认识。当晚，由敢闯执笔，在高六六级与高六八级部分同学的支持行动下，这篇大字报在6月5日凌晨完成。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大字报引发了成都七中长达半个多月的激烈辩论。这是第一张把矛头指向七中校领导层的大字报。以现在眼光看，大字报还是有些“粗糙”的，特别当时在“左”的思潮的引导下，使用了不少过激的措辞。围绕对大字报的看法，七中校园出现了不同意见，同学们大体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不能把大字报的矛头指向学校的党领导。另一派同学是支持大字报观点的。这种争论一直持续到六月中旬。这期间问题相对简单，争论只有一个焦点：七中到底执行的是什么样的教育路线？是不是执行了苏联凯洛夫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当然，也没有人认为七中完全执行的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争论过程中有些人提出，大字报的结论只有少量的事实依据，还需要补充事实。为此，两派同学分别贴出了支持自己观点的大字报，其中以这四位同学为代表的一方，前后在半个月的时间中，写出了五论批判成都七中所推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字报。

这篇大字报，虽然署名的只有敢闯、向东、霹雳、烈，但它的作者实际上是以成都七中高66级同学为主的一批学生群体。这批同学中，不少是学业成绩优秀的尖子生，其中很多人都是成都七中校级和各班级的学生干部。比如在大字报上签名的四人中，两位曾任成都七中校团委委员，一位曾任成都七中学生会主席。大字报签名的四人都是学校的优秀学生，都是解子光校长的重点培养对象，他们实际上是七中“教育路线”的“受益”者，以这样的身份来批判七中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也令人疑惑，但反过来又增加了批判的分量。

应当说，由这份大字报所引发出来的两类同学的辩论，逐渐形成了后来的两派，也就是持保守观点的一派和持激进观点的一派。随着运动的深入，最后形成了文革初期的保守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

当时的运动形势，尽管同学们还在辩论七中党支部是否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但事实上到6月中旬，七中党支部以解子光校长为首的党政领导都事实上被剥夺了领导权，领导七中各方面工作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已经是由李虎巨任组长的工作组，这个工作组就是由1964年就进驻七中的“四清工作组”改换名字为“成都七中文化大革命工作组”。

从某个意义上来讲，这个以工农干部为主的工作组，他们在知识分子集中的学校中做主导，实际工作能力和效果还不如以解子光为代表的成都七中的知识分子干部。所以，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同学们关于以解子光校长为首七中党支部是否执行和推进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辩论，很快的转化为以李虎臣为代表的工作组能否很好的领导七中文化大革命的思考和质疑，从而在6月下旬，引发了部分同学要求这个工作组撤出成都七中的呼吁和要求。而这部分同学的代表人物，仍然是帖出那份大字报的敢闯、向东、霹雳、烈，到这个时候，支持他们的七中同学，也逐步越来越多了。

“6.24”要求工作组撤离七中的事件

进入6月中下旬，运动逐步深入，同学们的思维也在逐步深化。当时，关于七中党支部推行的什么样的教育路线，似乎工作组同越来越多的同学一样，也持有了一种批判态度，甚至由工作组内部传出，讲他们在“四清”时就对七中党支部推行的教育路线有所质疑和批判。与此同时，揪斗批判老师的风潮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老师被作为牛鬼蛇神、反动权威甚至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被批判揪斗。在这个过程中，以敢闯、向东、霹雳、烈为代表的一大批同学，发现这种批判揪斗老师的风潮，与工作组的导向有关。这些同学们发现，对有些老师的批判，实际上是工作组引导和组织的。比如，当时对谢晋超老师的批判，是由一封谢先生与其表弟的通信引发的，讲是那封信表现出谢先生的反动本质。但是富于思考的敢闯、向东、霹雳、烈等同学在分析中发现，这封所谓的反动信件，实际上是工作组抛出的，因为只有工作组才能掌握这种信件。又如对来自上海市的一位倪世麟老师，揪斗的事由是所谓他用极其恶劣的手段对付他在上海的女朋友，表现出其资产阶级的劣根性。但敢闯、向东、霹雳、烈等同学认为，倪老师在上海的表现，成都的同学们怎么会知道呢？显然是有人在有目的的引导，这个引导者可能性最大的就是掌权的工作维。

于是，这样的工作组能不能够领导好七中的运动？七中的运动要走向何方？工作组需不需要撤换？这样的一些问题开始在敢闯、向东、霹雳、烈等一批同学中思考。正在这种背景下，6月24日下午，时任成都市委宣传部部长的肖菊人到七中了解与调研工作，从而引发了要求撤换李虎臣为代表的七中文化大革命工作组事件，后来被称为“6.24”事件。

当天下午6、7点钟，在学校二教一楼的一间教室里，肖菊仁部长与敢闯等一伙同学展开了对话。教室中约有六七十人，除了肖菊仁部长和他的几个随行人员外，主要是要求撤换七中工作组的同学。肖菊仁部长坐在课桌的椅子上，敢闯等同学或站立或半坐在课桌上，对话内容一个是七中党支部是否执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此，肖菊仁部长虽未明确表态，但他肯定和表扬了七中同学敢于思想敢于批判的精神和做法。但对对话中同学们要求很强烈另一个问题，也就是学校文革工作组对七中文革指导不力，要求市委宣传部撤换这个工作组的问题，肖菊仁表示了明确的不赞同态度。肖菊仁反复给同学们做工作，强调运动要加强党的领导，而工作组就是加强领导的一种重要形式和措施。作为党的高级干部，肖所说的话虽然很有分量，但也无法真正说服敢闯等五六十个同学。当然，敢闯等同学对肖的一些观点和理由也很难提出有力的反驳，双方都感到有些辣手，僵持的时间很长。一方面，是敢闯等同学要求市委宣传部撤换以李虎臣为代表的七中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另一方面，肖菊仁部长反复给同学们做工作，明确表态工作组不能撤换，更不会撤走。整个交流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直到25日凌晨。后来得知，在几个小时的交流和僵持中，作为与肖菊仁部长作主要交流的“敢闯”，曾数次离开交流现场，到隔壁教室与当时同学们都公认很有思想很有魄力的“烈”同学交换意见，据此传出了“烈”在幕后，“敢闯”在台前的说法。。

当年成都七中中还有一所滑翔学校，是培养空军飞行员的，招收的除了身体符合飞行员的要求外，都是出身好政治可靠的学生。这边会议的交流在进行时，那边传出了有人要抢学校档案室的流言。当时工作组向向滑翔学校的学员布置了任务，要防止有人抢学校档案室，要对档案室进行保护，并派了很多人巡逻在“对话”教室周围，防止出现意外。

在交流无果的情况下，25日凌晨，敢闯等同学们与肖菊仁部长达成暂时中止讨论交流的共识，同学们表示再认真思考，特别是认真思考肖菊仁部长的意见；肖菊仁部长也表示把同学们的意见和要求带回市委汇报研究。

“八·一八”閲览室三楼大辩论

“6.24”事件之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在运动的指导上，沿用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57年反右运动的思维和方法，开始出现在学生中抓右派学生及至反革命学生的矛头。这种情况在大学比较典型普遍，因为成都七中是中学，情况还不十分明显，但也有相当的迹象。

一方面，在工作组的导向下，校内出现了一种舆论和流言，把七中党支部是否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种偏认识性的纯粹讨论政治化，提升到了是否“反党”的政治高度，更有與论把“6.24”事件中希望撤换七中工作组的要求，说成是的“取消党的领导”。另一方面，同学中两派的分化更加明显，有同学在工作组的授意下，对敢闯、向东、霹雳、烈做分化工作。比如，第一篇大字报是由敢闯执笔写出的，“6.24”事件中敢闯也一直在与肖菊仁当面对峙，但在当时都出现了一种说法，认为是“烈”在幕后指挥，因为“烈”更有思想，更有魄力，或者说更有“野心”。事实上，确实有同学在工作组授意下找到敢闯，希望敢闯能站出来，揭开这些事件的真相，也就是揭露“烈”。

随着时间的推移，敢闯向东霹雳烈四位同学感到压力越来越大，校内外讲他们是右派学生是反党的舆论和流言越来越多，他们自己也逐渐产生了一种惧怕心理。四个年青的中学生，心里的确都有些害怕，年纪轻轻就成了右派反革命学生，怎么办？但他们又觉得，坚信自己是热爱党的，是符合当时党反修的大政策的。所以，尽管有不少同学来劝阻来建言，但四个人还是有自我的底线，没有一个人推诿，更没有互相揭发。七月中旬一次全校同学都参加的抗美援越的大游行，他们四个人被告知不要去参加了，留在学校与滑翔学校的一些同学看守“牛鬼蛇神”。这种特殊待遇和安排，使四个人思想压力更大了，在当时的大环境纷围下，他们四人彼此间的接触交流也基本停止了。

1966年8月初，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在阅读了十六条之后，敢闯向东霹雳烈4位同学终于逐渐从惧怕中解脱出来。他们恢复了接触交流，对照着十六条，反省和检查了过去两个月自己的行为，认为是正常的正确的。他们希望明辨两个问题：一是讨论七中党支部是否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不是“反党”？二是要求撤换工作组是不是“取消党的领导”？

就这两个问题，同学们也更进一步地分成了两派，支持敢闯向东霹雳烈的同学慢慢的增多起来。八月十八日，两派同学共同议定，举行一场辩论来讨论这两个问题。辩论在学校主楼的三楼阅览室进行，约有200多同学参加了这场辩论。

辩论就成都七中六月初停课闹革命以来的主要大事情进行了辩论，主要的辩论题目有：七中党支部是否是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学校被揪斗的那么多老师都是牛鬼蛇神吗？工作组是否阻碍了群众的斗争热情？写大字报的同学是否是反党反革命？要求撤换工作组是取消党的领导吗？等等。

众人属目的“烈”同学在这次辩论会中走到前台，思路清晰条理分明能说善辩的他展示出学生领袖的风范，在他的引导下，辩论会逐步深入渐入佳境形成高潮！辩论从下午二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双方争论不休各持己见，难以得到一个明确统一的结论。晚十时，突然一个同学从楼下跑上来，大声说：今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北京红卫兵了！这一当时激动人心的大事让大家一片欢呼，辩论会主题迅即转移，在没有任何结论下就结束了。

“八·一八”大辩论后，七中校内形势发生剧烈变化，如疾风暴雨发展迅速。8月20日“红卫兵6234部队”成立，进行了“破四旧立四风”运动。以敢闯向东霹雳烈为代表的一批同学，走出学校与川大、电讯、工院、川医等大学的大学生学长一起走向社会。他们中有的参加了四川大学学生冲击八月二十六日西南局及四川省委在东方红大礼堂召开的大会，有的同电讯的大学生一起，走上街头喊出了“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而北京一批血统论红卫兵带来的“出身论”对联，迅疾将学校同学们置于“红五类”、“黑五类”之争中。九月中旬后，七中开始出现各类造反派组织，四位大字报的签名者很自然地成为七中最老的“造反派”，后来他们中的“烈”与“向东”也成了七中最大的两个互相对立的造反派的最高领导。

本文是笔者综合了七中各种QQ、微信、聚会资料整理而成，目的是为了尽量客观地描述1966年6月初到8月底这段七中历史中的几个重要事件。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在1981年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所以，以“历史决议”的观点看，七中文化大革命初期这几个历史事件，从方向上来就看完全是错误的！但，这就是我们老三届所经历的“历史”，谨记于此！

文中有4个主要人物：敢闯向东霹雳烈。基于很多原因，那篇文章中用的是当年这4位同学用过的曾用名，我连这里要说明的是，那个“敢闯”就是我。这篇文章已经够长的了，里边把我当年在那近三个月时间所经历的及所作所为都介绍得很清楚，所以这一阶段我就不赘述了。但从另一个角度，还想说说感悟。

首先应当确定，当年做的这些事情是荒唐的，也是错误的。当然，做出这些错误的荒唐事与当时的政治思想背景有关，当年就是那样，最后几乎全国人民都卷入了这场运动之中。但另一方面，作为十八九岁的青年学生，能在那样复杂激烈迷茫的环境中，有那样的思维那样的行为，对个人政治敏感度的提升学习，以及实际操作某种事物的能力学习，还是有其积极意义一面的，它其实展示了我和我的同学们的思维能有的深度与广度，展示了我们参与和操作一个事件与活动能力。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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