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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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第二篇 吾有所思吾有所为吾有所乐 — 我的工作生活

在融资这个问题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处于一种我把它戏称为“悖论”怪状。改革开放的深入使当时已经存在的诸如城市信用合作社、信托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向民营企业开始发放贷款，本来贷款的主体双方一边是金融机构另一边是企业，他们本来应该面对面相互了解相互沟通以实现和完成贷款发放，但在实际的客观中双方的沟通因为双方互相太不了解实际上并不是很通畅，当然主要的因素在金融机构方面，他们实际对文化层次乃至素质并不太高的民营企业老板心存疑虑，而民营企业的老板们又没能很好地向他们展示自己和自己的企业优秀的一面，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中西南财经大学一批教师当然也包括我就成了金融机构和企业相互沟通最好的桥梁和介质。在好几年的时间中，我除了要经营自己的业务外还得替好些个这种企业管理财务，以及向他们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沟通交流。

1992年小平先生南巡前后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大，更多的人力财力物力从体制内流向了市场经济，我也在那个时候挂靠在金牛区外经委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因为有在贡嘎山公司调研房地产的经验积累，我的公司第一笔生意是从金牛区房管局购入了一批在化成小区的待开发的商品房一个单元14套期房，后来西南财大另两位出来办公司的老师邀约我一起共事，当时大家涉足的领域都是房地产，在成立了房地产开发公司后，也一起开发了好几个房地产项目，包括在天府广场的《城市中心》。

也就在92年我认识了当年的台湾歌星“青蛙王子”高凌风，高凌风应是在国民党开禁特别是有了“九二共识”后进入大陸较早的台湾艺人，在与他的交往中相互建立了友好的合作关系，后来他在台湾注册的“台湾青蛙王子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了我在成都注册的《中外合资成都裕丰丝制品有限公司》的台资合作方，这个公司的主营业务是进行生丝和絲绸的贸易，营业流水达到一年一个亿以上。

尽管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市场经济比较自由自在的游戈，但不知怎的思想深处对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并不是完全的看好，对于它的生命力和生存周期总有疑虑，所以我和西南财经大学其他一些下海的老师不同，他们中不少人都从学校辞职全身心的投入了市场经济，而我无论当年怎么忙都没有从西南财经大学离职，该上的课该完成的工作任务我都是一絲不苟认真完成了的，事实上我一直都是西南财经大学的教师，外面的事情从道理和客观上仅仅是兼职而已，这为若干年后当在民营经济的游戈失去吸引力的时候我脱离外界全面回到学校打下了基础，因为作为教师我从来都是完成了西南财经大学的工作任务的。

时至今日我都没有完全想透想明白当初这种选择和做法是否是真正唯一正确的，因为事实上我是存在着很好的条件和机会做出市场经济另一番作为的，当然从现在的现实状况和结果来看，这种选择和决定也许是对的，至少是的现实和实际的，如同有成都七中校友开玩笑说“许仁忠是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越性都享受了”一样，我最终是从体制内退休的，享受了体制内事业单位的待遇，但市场经济的摸爬滚打又使我的所得不仅于此，更为奇特的是我退休后有整整十年，一直在本质上是民营经济的民办高校担任院长，如果不是我自己实在不想再做下去了，也许我现在都还在工作，而之所以能这样也是两种身份兼有之所带来的，一方面我有体制内公办高校的教授和干部的身份，而另一方面我又有市场经济民营企业经营和管理的履历，更为重要的不在于这种身份和履历，而是在实际处理管理民办高校的各种各样烦难问题时，我确实是有两方面的经验，一方面是公办院校办学知识与经验的积累，另一方面有民营企业经营和管理的理念与方法。当然从人性的角度上来讲，我是属于那种胸无大志不可能做大事的人，或者说是一个过分现实和实际的人。

同样的情况也表现在另一个问题上，只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很坚定的认为，我的选择和做法是正确的，那就是寻求市场经济的机会与孩子也就是子女的教育和培养两者孰重孰轻孰先孰后，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坚定的选择了后者。事实上当年无论我有多忙，无论有多少市场经济的发展机会摆在我面前，我都始终把子女的培养和成长放在首位。关于子女的教育培养我会在回忆录中的我的子女教育中细说，比较欣慰的是在这里说说结果，因为结果完全证明了我的这种选择是正确的。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在中学阶段分别就读于成都七中和成都树德中学，两个儿子分别考上了北京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后就业至今方方面面尚好，女儿就读于成都树德中学后出国读书，在22岁时就获得了英国卡迪夫大学和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海外二个硕士学位。

（未完待续）

许仁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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