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10)

在郫县当知青的那半年应还不错，因为有前期在安县当知青的感受，所以觉得在郫县就很不错了，何况下乡的地方离成都也很近，几乎半个月就可以回家一次。而且成都平原的农作物栽培种植方式。也明显优于安县那些丘陵地带，有都江堰的水供应水源，秧子栽下去后似乎也不需要投入过多的劳力去管理，所以感觉上还是比较好的。至于后来到了蒲江县，实际上是介于郫县与安县之间的一种状况了。蒲江肯定没有安县那么贫穷，它虽然也是丘陵地带，但不缺水，水田多是冬水田，也就是一年到头除了只栽大春一季稻谷外，其余时间田里都关着水，不再栽培其他农作物。在属地上，当时的蒲江县同郫县温江一样归于温江地区行政专署，当然从条件上来看就比郫县温江差远了，它应该是温江地区最贫困的一个县，但它的实际情况也远远的好于安县。

首先是饮食方面，日常肯定是以大米为主，蔬菜副食品方面也很不错。印象很深的一是蒲江县的鸭子，因为每个生产队都关了很多冬水田，所以养鸭子是每个生产队很主要的副业，养的鸭子多了，自然也很便宜，作为城里头来的知青，手中总比当地农民宽裕些，买些鸭子炖着吃烧着吃确也很一饱口福。另外就是它的集市远比安县的集市丰富，我当时下乡的是蒲江县大塘公社，也就是现在的大塘镇，那是成都去雅安石棉西昌国道上的一个集市，十分繁华，即便不是赶场天也可在场镇上的餐饮店买到很好吃的回锅肉京酱肉丝鱼香肉丝之类的，而且很便宜，当时价格似乎是两角到三角之间一份单炒，味道好分量足，每次去赶场免不了要去大快朵颐一番。

再就是日常劳作也比安县丰富多采不至于那么单调无聊。我去的那个生产队除种田栽培庄稼之外，还有一个烧窑。这个燒窑是制作什么呢？当然不是制作那些精美的瓷器，而是燒制那些当年在乡村中使用很普遍的土碗土盆等日常生活陶具用品，虽然粗糙但从制作工艺上来讲却是全套的烧制，所以在蒲江这一年中，我又学到了制陶这方面的不少知识。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有趣的事，第一道工序是制胚，而它很重要的前序工作是制泥，也就是采集当地适用的泥土，加上该有的各种辅料之后，把它制成可以做陶具胚胎的泥土原料。制胚的过程特别好玩，用的是比较大块的那种石轮作转盘，懂技术的生产队的“农民”在石轮上制作土碗土盆的毛胚，主要是大大小小的碗盘碟子，制作好了后放在谅架上阴干。第二道工序是上釉，虽说是粗糙的土碗土盆陶具，但进窑烧制前也要上釉，如果是一些精美的或者是买方特制需要的，上的釉还有简单图案与文字。最后一道工序就是进窑烧制了，把制好的各种陶具土胚送进窑中，点火燒窑。几天后冷却了开窑是全生产队最忙碌快乐的日子，那天凡是有劳力的都要到窑子面前，因为开窑后当天要把所有烧制好的土胚陶器送到大唐镇街上去，那里有预约好的商家在收购。这项副业使得我所在的那个生产队农户都比较富裕。只是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烧窑所用的都是木材，是一颗颗的树子砍了之后锯成一大截一大截的再劈开用，这也许就是我们国家当年森林资源急剧消灭的原因之一吧！

有一桩趣事想在这里聊聊：我插队的那个生产队中，有一对孤苦的祖孙是生产队的五保户，一个年过六旬的婆婆带着一个只有十四五岁的孙儿。作为生产队的五保户，他们也尽力想多做点事回报大家。一是他们替生产队守公房，当然这也是生产队对她们婆孙俩的信任，因为公房中还是有生产队不少财产的，比如公用的粮食。二是在生产队需要集体劳作时给大家煮饭，在煮饭这个事情上，婆孙俩操心不少但事情一直做得不太顺心，主要是煮的饭量多，当年都是做的蹭子饭，是要先把米在锅中煮一下滤起来再到蹭子中去蒸，这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就是米在锅中煮多久？时间煮少了饭蒸不熟也太硬，时间煮长了太软了蒸上去就称为塌锅了，在蹭子中会弄成趴塌塌的夹生饭，为这事两婆孙没少有烦恼，饭做的不好吃总觉得对不起大家。我当时和他们处得很好，而这桩事因为我有儿时在四川大学红瓦村食堂学到的煮大锅飯的手艺，很轻松的就替他们解决了，方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在大锅中先煮米时把米放在大燒箕中一起放到锅中去煮，火候差不多了连烧箕一起端起来，这样滤出来的米就不会出现太软或者太硬的情况了，因为太软多是因为滤米时花的时间太长造成的。这也算是当知青时一桩趣事吧！

当年在生产队插队落户当知青的时候，我应当是属于那种表现优秀的知识青年。首先是劳动上能够吃苦耐劳不怕脏不怕累，很快就成为了生产队的主要劳动力。蒲江那个地方种大春时有一个习俗，就是要把每家每户猪圈粪坑中的猪粪在栽秧时全部施到田中，粪坑很深有两米多，出粪到最后时需要有人跳下粪坑，在齐腿深的猪粪沉淀中把猪粪铲入粪桶中，这项工作是很脏很累的，农民们都是心照不宣的轮流着干，知识青年可以不去做这件事而成为“照顾对象”，但我当时想来都来农村了命就这样了，该做的就做吧，不要成为别人的照顾对象，因为我很清楚农民们心中想的是什么，于是也在轮到的时候跳下一人多深的粪坑中铲粪了。再就是要关心集体多做为生产队集体有益的事让社员们把你当成集体的一员。当时，我做过的一件事。在生产队社员中口碑很好，就是我们生产队处于甘溪水库供水的尾水，在栽秧的那一两个星期中，轮到我们生产队放水时，要派社员沿渠巡查防备有人筑垻截水，这项工作很辛苦，还要冒有时可能打架的危险，那年栽秧时有好几天都是我和生产队另一位牛高马大的汉子，沿渠向上巡查以保障生产队用水，这种行为得到社员们的好评。1970年上半年，全国都在进行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到了农村，在这种运动中应当发挥作用，我也积极参加了公社和生产大队的清理阶级队伍活动，既做了工作完成了任务，同时也对当时的社会常态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在大塘公社插队一年结识到的友人不少，其中有一位居然是当时大塘公社的郑姓党委书记。认识他先是参加了一次县上的会议，就是大约在1970年7月份召开的蒲江县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大会，这在当年是所有地区所有单位都要召开的会议。记得当时到县上去参加这个大会的大塘公社共有25人，由郑书记带队，其中知识青年就我一个人。当然，应该说我能去参加这样的大会，与当时在生产队的积极表现分不开的。在会议中，参加会议的多数农民代表都不甚言谈，所以会议在小组讨论时经常显现得比较沉闷，这位郑书记在观感上我觉得他应该是读过中专之类的干部，有相当的文化程度，会议讨论中除了他自己多说多讲外，更多的就是鼓励我甚至是点名让我多发言，这样我和他似乎就成了朋友。会议结束后。他让我今后赶场一定到公社找他聊天，于是从此之后的赶场天就成了我最忙碌也最愉快的一天。因为生产队一般都选择这一天向大塘街上送陶具，所以上午就和生产队其他社员一起把陶具送到街上，中午在大塘街上的飲食店里大快朵颐一顿后，就到公社去找邓书记摆龙门阵，当然有时他也带信来让我到公社里去吃午饭，这种时候多半是公社食堂要打牙祭。摆龙门阵的主要话题是已经过去了的前两年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和成都的情况，其实我一直都很费解，他一个刚解放出来的干部为什么对北京和成都的文化大革命那么感兴趣。当然，在相互聊的过程中，我们之间相互认同感的朋友般的友情在增长，他实际上成为了我在蒲江县当知青时的一位给我极大帮助和支持的贵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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